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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科研信息2020年第7期(总第14期)

发布者:管理学院 发表时间:2020-12-01 浏览次数:


2020年第7期(总第14期)

本期编辑:敖琪、田丹梅、田江、王亚奇

审核:刘映霞

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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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新时代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2020年及以后的十大物流行业趋势与创新

论物流发展八个核心要素研究

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

年底前出台措施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最迫切问题(权威发布)

推动中国—东盟“政党+”合作

《管理学院科研信息》(内部参考)管理学院科研科

2020年第7期(总第14期)20201130

社会工作

新时代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3

“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21

 

物流管理

2020年及以后的十大物流行业趋势与创新…………………………………………(36

论物流发展八个核心要素研究………………………………………………………………43

 

财务管理

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46

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63

 

时政热点

年底前出台措施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最迫切问题(权威发布)……………………66

推动中国东盟政党+”合作…………………………………………………………………68

社会工作

新时代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童敏、刘芳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摒弃弗洛伊德的自然人的理论假设,倡导在历史和社会场景中理解人的成长改变要求,给服务对象以真正的人文关怀。尽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和批判社会工作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它们都认同人是历史社会结构中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基本观点,主张通过权力关系的分析和平等关系的倡导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元价值的倡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面临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严峻挑战,需要汲取中国哲学的精神资源,围绕“变化”重新理解历史社会结构中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场景实践整合起来,以过程唯物论作为多元社会下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真正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呈现人文关怀,为本土经验的国际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问题提出

尽管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社会工作开始引入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考察人的成长改变要求[1],但是到了90年代,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下,追求多元化和差异性成了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2],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有关社会结构分析的宏大叙事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地的日常生活经验开始走进分析者的视野,成为探索的焦点,语言和话语转变成了分析的重要手段,语言之外的事物“本质”描述失去了存在价值[3-4]。而另一方面,与多元化相伴随的、对相对主义的担心和生活不确定性的忧虑,却在不断增加[5]220,生活的客观性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6],有学者甚至直接批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逻辑,要求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找到生活的现实基础[7]。显然,如何平衡生活的多元化与现实的客观性要求,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继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尤其中国社会正处在走向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新时代,作为参与其中的社会工作既需要总结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又需要与国际对话,在国际的视野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影响及其在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中遭遇的挑战,以便找到新时代多元社会下的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

二、社会结构视角的萌芽: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①

20世纪6070年代的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影响下,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工作变得摇摇欲坠[8]。人们开始质疑它对个人心理因素的过度关注,忽视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人问题的影响,导致把问题归因为个人的病态和偏差行为,出现社会污名化的现象[9]228-229。有学者直接指出,由于弗洛伊德采取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因此他把人的生活环境视为一种自然的物理环境,摒弃了其中的历史和社会维度[10]。这样,传统社会工作对人的理解也就自然沿袭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决定论,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历史演变,是受生物性驱动的抽象的人[11]35-36

传统社会工作在选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基础时,也继承了他的“科学”态度,无视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和不公平现象,并与社会歧视根源的分析和社会正义的探寻保持距离[12]。显然,这样的“科学”理性与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它不仅没有承担起社会工作应有的社会改变的责任,忽视了社会弱势人群的权益保障,而且在社会环境的改变面前常常显得冷漠,缺乏人文关怀,受到学者的强烈批评[12]。特别是在专业关系的反思过程中,人们逐渐察觉到,无论通过适当的自我表露[13]104还是权力分享[14]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平等专业关系,因为这样的专业关系本身就受到背后社会因素的影响[15]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一些学者批评传统社会工作只是把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治疗的技术,而无视人本身[16],要求社会工作放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逻辑框架,引入真正对社会弱势人群关怀并且拥有历史和社会观察视角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17]。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②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这样的社会工作注重阶级意识的提升和社会行动,关注社会弱势的劳动阶层的诉求[18];有的侧重揭示社会工作“专业”外衣下缺乏人文关怀的本质[19];有的察觉到社会工作的两难处境:一方面需要服务社会的弱势人群,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护社会的控制[20],但是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核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分析社会工作的整个实践过程,关注人的成长和社会的改变,挑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并且始终保持批判思维和行动能力[21]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视角的最直接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纯粹思想的自己运动”[22]。这种纯粹思想遵循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思维的方式,它与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不同,表象思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朴素经验思维,知性思维则是抽离具体形式的主观逻辑思维,而辩证思维是一种将意识与存在同时作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假设意识与存在是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通过意识的不断否定丰富自身,实现意识的无限延伸,达成真理的认识[23]。黑格尔强调,意识的这种不断否定的能力来自每个概念都包含自身和自身的对立面,是一种自我的运动[24]。黑格尔之所以推崇辩证思维,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性理性,是历史进程中的“成为(becoming)”过程,需要历史社会生活中的人摆脱生命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达成一种必然的、确定的自觉理性(self-consciousness),从而获得自由[25]

虽然黑格尔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辩证思维方式,但是他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根植于个人自我的纯粹思想运动中,没有现实的社会结构根基[26]。真正将辩证思维融入社会结构分析中并且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是马克思,他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27]。这样,人就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影响着人,人也在影响社会,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13]4。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一个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实践活动中的不断否定实现自我的发展,将自觉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28]57。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辩证法,他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合在一起,让辩证思维拥有了历史和社会的结构观察视角[28]96

实际上,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就是探索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实践安排和理论建构[29]。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为社会工作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框架,第一次真正将人视为社会和历史实践中的人[9]229,帮助人们警觉在“专业”和“科学”名义下对人的尊严的忽视和冷漠[30]

三、社会结构视角的兴起: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结构社会工作

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开始在欧洲盛行,个人的经验和选择受到人们的关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关注个人经验的要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和总体社会结构作为研究的焦点,过于抽象,无法解释特定社会阶级中的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所做的具体选择过程[31]。显然,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因过分关注阶级的利益和实践而忽视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缺少必要的整合,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鸿沟,绝望成了个人实践的基本状况[13]19。针对这一个人实践的困境,萨特开始寻求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存在主义相结合的“解决方案”,创建一种他称之为个人实践的辩证法[11]17-18。这种个人实践辩证法虽然认同个人实践受到社会历史处境和个人童年经历的制约,但是认为个人实践才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础,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32]

与此同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视角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意识的影响[33],从而低估了在社会改变过程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重要性[34]。为了增强个人参与社会改变的能力,法兰克福学派在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产生压迫和歧视的主要根源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与个人主观性的理解结合起来,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批判意识的培养上,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又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35-36]。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通过分析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所维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缺失进行了尖锐批评,强调辩证法中的主体性原则,突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功能,创立了社会结构视角的“否定的辩证法”[37-38]。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不同,它不预先假设历史社会的必然逻辑,追求没有肯定的连续性否定,以达到不断超越当下的目的[39]27。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将探究的焦点转向群体共识的达成,他称之为交往理性[40]

到了20世纪70年代,萨特的个人实践辩证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开始影响社会工作,个人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称为结构社会工作[39]19。结构社会工作一词是美国学者米德曼恩(Ruth Middle man)和高登伯格(Gale Goldberg)1974年正式提出的,他们因不满于传统社会工作对个人心理的过度关注,倡导社会工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41]33。而真正将个人的主观经历与社会结构视角融合在一起的是加拿大的学者莫罗(Maurice Moreau),他反对从社会环境的角度解释个人遭遇的问题,认为这种理解方式仍旧把个人与环境对立起来,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社会工作[42]。因此,莫罗主张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社会工作的关注焦点,重点探究个人的问题、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现实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帮助服务对象学会批判性地思考个人与特定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权力关系,在促进个人具体问题解决的同时,带动社会的改变[43]。这样,“个人与社会”变成了社会工作的基本分析框架,用于考察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的歧视[41]34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社会工作不仅重塑了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框架,摒弃了个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而且还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放在社会结构视角下来考察[44],强调社会工作者不能凌驾于服务对象之上,需要警觉与服务对象在身体、情感和社会层面上的潜在权力控制关系,承认自己的偏见和局限,鼓励服务对象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帮助服务对象最大程度地承担起行动的责任[43]。这样,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就成为一种相互教育的关系,每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除了需要反思自身的状况之外,还需要从对方的经验中学习,形成共同参与的交往行动,这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是一致的[5]163

尽管结构社会工作揭示个人成长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是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仍然偏向于阶级差异性的理解,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导致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无视人们在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诉求[45-46],例如,性别的诉求、年龄的诉求以及职业的诉求等,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在社会工作领域的运用受到明显的限制[47]5

四、社会结构视角的拓展: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

在社会生活领域,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视角提出挑战的是女性主义,她们质疑运用单一的阶级视角分析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拉起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旗帜[48]。尽管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认同社会结构视角的基本理论假设,把人视为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人,甚至直接提出“个人即政治”的口号,但是她们认为,过分强调现实性和权力关系就会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49]。这样,女性的生活经验就会受到人们的忽视,常常作为男性的“他者”,标签为情绪化的琐碎的个人故事[50]。如果说物质生产和权力关系呈现的主要是男性的工作领域,表现的是男性的成功逻辑,那么人口生产和家庭关系才是女性的主要工作领域和需要适应的方式。因此,有关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讨论必然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下进行再思考[11]17。显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不仅关注女性的个体经验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情境中被塑造的过程,同时还关注女性生活经验本身如何成为人们重新理解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13]19-20。可以说,女性主义为社会工作者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51]

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看来,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在内的结构社会工作隐藏着一种科学实践的实证逻辑,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使用的是男性的语言和思维方式[52],忽视了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从关系中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可能[53]。所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推崇一种从关系中理解女性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的思维方式,强调从具体场景出发分析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经历以及女性个人实践与政治经验之间的联系,以解决结构社会工作所忽视的性别压迫问题以及因男性中心主义带来的逻辑困境[54]。英国著名的社会工作学者多米内利(Lena Domine lli)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定义为“从分析女性生活世界经验开始的实践,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与专业平等关系创建困境之间的联系,解决结构性的社会歧视”[55]。显然,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也认同“个人与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只是与结构社会工作相比,它更注重性别不平等的考察和挑战[56]

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启发下,黑人女性主义开始在社会工作领域探究另一种常见的社会歧视,称为文化种族主义[57]。这种社会歧视是以人的身体属性和种族的文化特征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并赋予人们某种刻板印象以及价值和权力的过程[58]。显然,无论种族还是文化,都是特定人群拥有的共同的社会历史和经验,需要放在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下来考察[59]。这样,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就应运而生了,它聚焦于种族身份与文化差异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以及在地历史和经验的挖掘[60]80,要求社会工作者对在地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保持敏感,警觉服务中的种族特权,通过族群内部的演变推动社会的改变,而不是借助外力强迫加以改变[61]

对种族和文化因素的强调与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社会出现因种族歧视导致的城市暴乱有关,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则面临难民的困扰[62]。此外,通过政策和服务的改革倡导社会融入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英国在1998年通过的“人权法案(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直接推崇机会公平、平等对待的原则,使社会工作越来越关注保障社会弱势人群平等权益这项重要功能[63]。到了90年代,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社会工作服务逐渐汇聚在反排斥与反歧视的理论逻辑框架下,形成以消除社会歧视、倡导公平社会为核心理念的统一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称为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9] 278。显然,此时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歧视不仅涉及阶级、性别和种族,同时还涉及年龄、能力和健康等,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总称,这也意味着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是一种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服务,并不预先聚焦于某种特定形式的歧视[64]。它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从服务对象所处的特定场景出发,由此分析服务对象面临的排斥和歧视,寻找推动服务对象个人成长和社会改变的具体途径和方法[65]

尽管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以及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等各自都有不同的称谓,对社会结构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们都认同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都假设人是历史和社会中的人,它们一起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社会工作的理论取向[41]63-64。这一理论取向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生态系统视角不同,它假设社会是有结构的,表现为二元对立的权力冲突,它的基础是物质生产,而社会秩序则是由社会结构、权力以及身份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66]9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对社会工作影响的深入,社会差异性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从性别差异性的倡导到种族和文化差异性的提出,再到多样差异性的认同,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面临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挑战。

五、社会结构视角的转折: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批判社会工作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受全球化和国际化运动的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人们的全球化意识在不断提升,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在地的实践成为人们日常实践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文化和种族的冲突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不断加剧,关注在地实践的呼声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67-68],人们的生活不仅变得越来越多样,而且遭遇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涉及的主体也变得越来越多元[69]。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在日常实践中困难重重[60] 39,除了社会歧视的复杂性之外,人们对社会歧视本身的理解也是多元的,导致社会工作者在倡导社会公平公正时常常显得束手无策[66]93。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社会工作者开始学习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直接针对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提出尖锐批评[60]50。自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开始出现转折。

福柯直接挑战社会结构视角的宏大叙事,认为除了结构权力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权力,完全不同于结构权力[70]。这种权力是一种运作,不是已经拥有的固定结构,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过程,而不是预先设计好的位置等级。而且,这种权力具有生产性,不仅仅只是压制和限制,还能够带来生活的改变,它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权力,与由上而下的结构权力明显不同[71-72]。福柯的权力观让社会工作者看到另一种实践逻辑,它不是从宏大的社会结构叙事着手理解个人的成长要求,而是从人们的日常实践出发解释社会结构的影响,将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联系起来[60]45

福柯还对语言和话语在人们经验建构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坚持认为话语是人们使用语言相互对话交流的过程,它具有独特性,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是特定场景中独特规则和程序的表现[73]52。而且话语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不同的话语展现出不同的权力关系[74]。福柯强调,话语并不是连贯的,不仅同一场景有不同的参与者,他们每个人的话语不同,而且即使同一个参与者,也会在同一场景中需要与多个不同参与者对话,出现对话中的相互矛盾[71]80。因此,人们只需要探究话语是如何产生的、对谁造成了什么影响,而不需要深究话语背后的“深层事实”[73]67。这样,所谓的分析就不是寻找现象背后本质的这种静态的理解,而是对自己在特定场景中的对话交流过程的动态体察。它不仅需要揭示特定场景对话交流中的矛盾之处,对呈现出来的相互对立的不同方面进行重新审视,这被称为解构[75],而且同时也需要针对解构之后出现的经验冲突探寻新的解释方式,让不同方面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扩展人们理解的视野,对经验进行重新建构[76-77]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主体性的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身份概念,它强调在实际的生活中社会身份是人们在与周围他人交往过程中呈现的状况,是人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对自身和周围他人的感受和认识[60]45。它包含了个人主观的感受以及个人与周围他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关联,是个人的主体性[78]。因此,只有借助主体性的概念,人们才能够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与周围他人的关联囊括到日常实践的视野内,消除二元对立的观察视角,发掘日常实践中存在的不同层面、不同主体之间的改变的多种可能性[4]175。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人们如果运用辩证思维,自然只会关注宏大的社会结构叙事,寻找普遍化、抽象化的社会发展的“真理”,看不到日常实践差异性的哲学意义[79]

正是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关注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出现了,它要求社会工作者从生活场景实践出发,放弃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决定论的命运观,把人分为强势与弱势、主流与非主流等对立的两大类,看不到特定生活场景的复杂性以及人在其中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忽视人的自决能力[80]。就专业关系而言,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也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交往简化为有权与无权,不仅无法给服务对象带来增能,而且还常常使他们陷入与自己生活经验相割裂的困境中[68]11。实际上,这种关注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是希望实现5个方面的连接,即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实践与理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以及话语改变与结构改变等,让日常实践中的不同方面都能够同时呈现出来,避免重蹈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81]

六、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前瞻:社会结构视角的日常回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视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人们放弃二元对立的“客观事实”的宏观叙事,从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实践出发,关注人们多样化、多元化的复杂需要,运用话语分析的方式探索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权力关系,挑战其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以增强人们在场景实践中的主体性,但是它并没有放弃社会结构视角,也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历史和社会人的理论假设,只是采用了不同以往的差异化的思维逻辑,在场景实践中通过不同主体的差异性的探寻,在日常生活中延伸出社会结构的关联,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融合起来,呈现出人与场景的动态关联以及个人有条件的主体性[82-83]

正是因为如此,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也面临严峻的理论挑战,首先,在注重差异性的同时,也会使场景实践出现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产生被后现代主义思潮称为碎片化的问题[5]158。尽管不确定性给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改变提供了多种可能,但是它也让人们无所适从。就知识论角度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84];其次,注重话语分析能够让不同主体的经验和意义得到充分的呈现,不过,这种多元主义也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惑,为人们道德上的不作为和利益上的争夺提供借口[47]14;最后,对人际交往中的主体性强调能够增强人们的批判反思能力和自觉意识,给人们重新描述自己和解释世界提供机会,但是忽视了意义解释的历史和社会现实[85],也容易因差异性的推崇造成对贫穷和边缘群体的忽视[86]。显然,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需要重新来理解它的社会结构视角,考察唯物论和辩证法与场景实践之间的关联,处理场景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困惑。

在处理场景实践的不确定性方面,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资源集中体现的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探究方式,它假设生活是变化的,并且以变为基础建立生活探究的方式[87]。这样,“物质世界”就不是存在于人们感知之外的世界,它与人们的感知相关但又超越人们感知的世界。③因此,所谓的客观性其实是人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的“科学”态度,能够接纳自己预期之外的变化,让“物质世界”的不同方面能够呈现出来,从而打开自己的视野,深入“物质世界”中,这是一种扎根生活的策略[88]。可见,在不确定的场景实践中,唯物论的客观性已经不是一种是与否的客观事实的判断,而是对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的接纳过程。④正是依据这样的过程唯物论观点,辩证法也就不再是之前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而是在变化着的生活面前让变化“科学”呈现的方式。这样,人们就需要对生活处境中自身经验的局限有所警觉,⑤通过调整自身经验的感受状况让“物质世界”的另一方面呈现出来,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以其无私而成其私”。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让“变化”呈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分析。

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就会发现,无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结构社会工作,还是之后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以及批判社会工作等,它们都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偏向“生产关系”中的“关系”那一方面,因而也就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话语实践,强调其中的权力关系和公正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生产”那一方面,它与生产力相连,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显然,社会工作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时,忽视了人们的物质实践,从而引发了相对主义的困境。这种物质实践在场景实践中就是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的过程,它注重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场景实践中人们同时需要面对问题解决和话语实践两个方面的要求,既需要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又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呈现给周围他人,“自由个性”也是基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诉求和目标[89]。并且在历史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延伸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之间的关联,使人们避免陷入多元主义和主体性的困惑中。可见,在多元社会中,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既需要结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又需要融入中国哲学注重“变化”的生活探究的精神资源。

七、结论

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影响社会工作,它第一次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自然人放回到历史和社会场景中,不仅为社会工作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时还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尽管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经历了不同形式,从开始阶段注重专业关系背后社会结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到之后强调个人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构社会工作,再到侧重多重不公平关系社会结构分析的反排斥与反歧视社会工作,以及90年代之后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关注场景实践的批判社会工作,但是它们都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是历史和社会人的假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受到全球化和国际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场景实践成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关注焦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面临生活的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和主体性不足的挑战。为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的社会结构视角融入具体的生活场景实践中,积极汲取中国哲学的精神资源,采用过程唯物论的观点,从问题解决和话语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将人们的个人成长与社会改变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呈现社会工作所推崇的人文关怀,也以新时代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是指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建构的社会工作理论,注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则是指采用社会结构分析视角理解人的成长改变要求的社会工作理论,它注重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改变结合起来。

  ②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有不同的称谓,最常见的称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工作(Marxist social work),或者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

  ③在《论语》中有相关的论述,如《论语·颜渊》中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④在《中庸》中有相关的论述,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强调通过“至诚”,达到化育天地生命。

  ⑤中国哲学强调内省,要求对自身经验审视,从而自觉地不断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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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 第 6 期)


“未来社区”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田毅鹏

摘要:20世纪晚期以降,以人类社会步入深度现代化阶段和科技革命为背景,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一改以往的“怀旧模式”,出现了一系列以未来社区为目标的观点及实践。但关于未来社区的理论研究却仍未获得充分展开,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未来社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社区未来性与技术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态性、生活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运用整体、综合性的观念和行动来超前性地解决城乡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诉求。为此,我们应以未来性的彰显来化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未来、现代和传统两组互动关系,进而使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

19世纪下半叶滕尼斯撰写《共同体与社会》,开辟学科意义上的社区研究之日起,社区概念便被打上了深深的怀旧烙印。许多社会学家都是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体系下,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传统共同体的消解表示慨叹和忧虑。因此,社区研究诞生伊始便被定格在传统感和秩序感消解或延续这一基调之上。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很少看到学界针对未来社区而展开的探讨。但从20世纪晚期开始,以人类社会进入深度现代化阶段和科技革命为背景,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以未来社区为目标的观点及实践:其一是依托于当代科技革命而发出的关于未来社区的畅想,如低碳社区、智慧社区等;其二是以德鲁克、雅各布斯、吉尔·格兰特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从学理层面对未来社区所展开的初步研究探讨;其三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启动了关于未来社区的实践创新活动,如起源于丹麦影响至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共享社区”和日本的共享住宅等活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中国还出现了由地方政府明确提出的未来社区建设计划及行动。2019年年初,浙江率先提出并展开关于未来社区的试点试验,将未来社区建设问题向前推进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键一步。但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尚未从学术理论层面对未来社区建设给予充分关注和积极回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故本文拟以前述多种形态的未来社区构想及实践为背景,以浙江未来社区建设的初步实践为重点,就未来社区建设关涉到的理论问题展开初步研讨。

  一、未来社区概念的提出及其演进阶段

  所谓未来社区建设,主要是将城乡社区纳入未来发展的视域之下,引入技术、生态、社会、生活等变量,运用整体、综合性的观念和行动来超前性地解决城乡社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致力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发生具有积极意义的变动,进而使得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透过以上对未来社区概念内涵的研究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立体的概念,社区涵括了居住形态、关系形态、组织形态、街区形态、文化形态、生产形态等极其丰富的内涵,成为人类社会最具基础性的社会单元。而未来社区则是在深刻反思社区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新的理解建构机制。人类对未来社区形态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文明的批判反思性和建设性。

  ()古典社会学时期社区概念的“怀旧性”

  如果我们将考古学意义上的人类早期聚落遗存作为社区最早形态,那么社区堪称是一个最为古老的社会科学概念。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社区也在不断地改变和转换其存在形态,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每当人类文明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面对社会的复杂剧烈变迁,都会引发出许多关于社区发展和建设的思考、争论和探讨。19世纪中叶后,在欧洲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以涂尔干、滕尼斯等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通过“社会失范”“共同体与社会”等核心概念和命题,阐释出其对社区现实变动的忧虑和批判,也表达出对未来社区的一些认识和种种期待。可见,在人类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鉴于传统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迅速消解,社区概念便被赋予了极其复杂的内涵和角色,进而成为一个充满怀旧感的词汇,其关于未来社区的观点只是一种间接的、曲折性的表达而已。

  ()未来社区概念提出的两个阶段

  进入20世纪晚期后,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现代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类关于城乡社区发展的规划能力也大大增强。同时,伴随着城乡社会的剧烈变迁,社会各界逐渐开启了对未来社区的探讨。此时期围绕着未来社区概念的提出及实践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转变进程,具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晚期以来以低碳社会和“智慧社区”构建为切入点的未来社区建设。在未来社区规划设计的“单一视角”阶段,主要是依托某种先进技术加以展开,最具代表性的模式主要包括“低碳社区”和“智慧社区”的实践探索。在历史上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新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思潮勃兴后,往往都会以社区为单元加以实践和展开,如在可持续发展思潮的背景之下,低碳社区的概念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向。从20世纪晚期开始,面对城乡社会所面临的生态能源危机,社会各界围绕“低碳社区”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通过生态能源技术的革新应用,克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能源困境。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中,所谓低碳社区,主要是“基于低碳城市的提出和发展产生的。低碳城市的理念来源于低碳经济。国际科学界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当前气候变暖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而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其运行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已占到全球总量的75%左右,制造全球80%的污染。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②此外,还有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而生发出的“智慧社区”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智慧社区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管理信息化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所谓社区管理信息化,主要是从工具意义上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社区管理和服务。而智慧社区则是运用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实现新的社会治理和服务模式。1996年,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合作推出世界首个智慧社区项目,即强调智慧社区以技术性与社会性高度嵌合的特点,将其定义为“在一个大小可以从邻域到多县的地区内,市民、团体和市政管理机构利用信息技术显著地、甚至彻底地改造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政府、工业界、教育工作者和市民之间的合作将代替他们各自的孤立行动”。③可见,在此阶段的时间范围内,关于未来社区的探讨,基本上都局限于一定的专题性领域,而未能从总体上对未来社区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

  第二阶段:21世纪以来关于未来社区的综合设计实践。进入21世纪,社会上首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关于未来社区的倡导和实践探索。与此前专题性、单一性的推进模式不同,此阶段推进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综合性、全面性和实践性。2019320日,浙江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率先推出中国版的未来社区综合建设模式。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将未来社区建设的话题置于中国新世纪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开启未来社区建设有其特殊契机和内涵;其所提出的未来社区建设的政策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第二,提出“将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坐标,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征,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打造有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④第三,从城市规划、组织体制创新、技术支撑、文化发掘等方面,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未来社区的建议和计划。依托于上述政策构建和规划设计,将未来社区的实践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未来性”的多方展开

  毫无疑问,人类是最擅长规划自己生活和组织模式的高级动物。未来社区概念的提出,便是引入社区规划的综合视角,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未来性”作为其建设的目标导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其发展目标,通过未来性与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活性等方面的互动,未来社区的图景得以获得最为真实的展开。因此,如何理解未来社区建设中“未来性”的多方展开,便成为其建设进程的关键。

  ()社区的“未来性”与技术性、生态性

  我们既然将当下城乡社区的发展纳入未来社区的理解框架之下,就应该努力赋予社区建设过程以“未来性”。这里所说的未来性,首先是依托于技术性和生态性展开的,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针对现代社区建设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一种批判性、超前规划性和趋向导引性。所谓批判性,主要是围绕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而展开。刘易斯·芒福德在审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时,曾以“机械化与破坏”为标题,认为现代社会正在“发生一种破坏,其速度常常是更快:森林被毁坏,土壤被破坏”,“尤为甚者,我们将看到,这种破坏也在城市环境中进行”。⑤同时,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也面临着过密化、均质化的挑战,城市马赛克将城市社区均匀地切割排列,以均质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乡村社区则因人口急剧减少而出现人口过疏化现象,陷入过疏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所谓“超前性”和“趋向导引性”,就是以“未来性”来抗拒和化解由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从未来性的研究视角审视社区变迁,一个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推进变迁的因素便是新技术。迄今为止,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是将技术与生态结合在一起的低碳社区建设,该项目主要是依据一系列创新技术建立起来的。如建于1980年,拥有30户居民的丹麦太阳风社区是由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建设的公共住宅社区。该社区最大的特点为公共住宅的设计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而位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顿市的贝丁顿零碳社区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生态居住区,其发展目标是在城市中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活环境。社区通过使用节水设备和利用雨水、中水,减少居民的自来水消耗;停车场采用多孔渗水材料,减少地表水流失;社区废水经小规模污水处理系统就地处理,将废水处理成可循环利用的中水。⑥上述项目所表征的未来社区堪称是将智慧技术与生态技术巧妙结合的代表性作品。此外,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智慧社区建设多通过App、微信群、网上居委会、社区网上议事厅等网络虚拟技术,在打造未来社区,实施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在评价社区未来性的过程中,均将技术、生态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依据。曼纽尔·卡斯特在形容科技革命对当代社会影响的问题上即指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们生活的社会图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⑦2000年,由英国政府环境、交通与区域部完成了“千年纪村镇与可持续社区”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创建可持续社区”的8项评价标准,即将“资源消耗低”“当地环境资本得到保护和增加”“高质量的城市设计”等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⑧

  但我们必须注意,在强调未来性与技术性、生态性互动关系时,也应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并将其作用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因为对人类社会而言,任何意义上的技术实际上都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使用有可能导致其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脱离社区居民间真实的互动关系和归属认同,而仅仅依赖于单一的技术应用和社区物质环境的改造,未必能真正带来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和改善,也不可能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社区的未来性与更新性

  作为一个文明的生命体,城市自然有其起源、发展、衰退和再生的阶段性演化过程。一般说来,城市发展中的新陈代谢往往是通过城市更新来加以完成的。19588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首届城市更新研究会议上,参与者即在城市更新的内涵界定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期望和不满,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路、公园、绿地和不良环境的改善要求及早施行。尤其对于土地利用的形态或地域地区制的改善,大规模都市计划事业的实施,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抱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所有这些内容的城市建设活动就是都市更新”。⑨在现实中城市更新往往是针对城市某个区位发生的衰退现象而采取的针对性治理行动,其内容非常丰富,所包括的普遍问题有:(1)物质环境:城市更新致力于改善建成环境,关注对象现在包括环境可持续性。(2)生活质量:城市更新旨在努力提高物质生活条件,或者促进地方文化活动或者改善特定社会群体的配套设施。(3)社会福利:城市更新努力提高在特定地区为特定人口所提供的基本社会服务。(4)经济前景:城市更新积极寻求通过创造工作机会或通过教育和培训计划来提高贫困人群和地区的就业率。(5)治理: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管理在向城市治理转变,公共政策也更加开放,这被城市更新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合作关系、社区参与和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强化。⑩

  由此可见,刚刚勃兴的未来社区建设与此前颇为流行的城市更新改造运动自然存在着密切关联。虽然未来社区建设几乎囊括了城市更新的所有内容,但相比之下,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

  其一,就其发生的背景而言,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城市再生、城市复兴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面临衰退的背景下作为城市复兴、再生的方略而提出的,而近年来兴起的未来社区建设则是在快速城镇化、技术革命、城乡社会向上发展演进的总体态势下推出的。

  其二,长期以来,以城市更新、复兴、再生为标志的城市创新项目基本上都是以城市为单元展开的。当然,即便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实践创新,也必须要以社区为依托,因为如果失去了社区支撑,城市更新必然走向虚浮化。虽然未来社区建设也涉及城市总体更新规划,但其却没有以城市为基本单元,而是直接选择了社区,这使得其建设规划目标更加聚焦具体的社区,更具有生活化的意境。而未来社区建设一旦选择了“未来”视角作为社区更新的主题词,便自然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呈现出的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较强引领性的发展规划。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将人本、技术、生态等变量纳入总体的社区建设进程之中,强调21世纪以信息技术、生态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运用于社区发展的新的理念。

  其三,选择社区为单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经营城市的片面性。从一般意义上讲,未来社区建设与未来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作为城市最为基础的组织单元,未来社区建设的推进当然会为未来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层社会基础。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往往存在着明显的背反性,主要表现在:如果城市发展只是单纯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之下展开,注定要更多地强调经营城市的开发取向。众所周知,所谓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的资源和延伸资源作为资产,通过市场运作,获取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促进城市发展”。(11)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之下,对城市的经营功能有明显的强化,但却有可能淹没了城市和社区的社会性。而未来社区则更强调人本化、技术化、生态化的相互结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此外,将城市的未来发展植根于社区,还有助于充分体现社区的在地性特点,因为失去了自性的社区所面临的最为危险的问题便是其丧失了发展力,而走向均质化、划一化的蔓延。

  ()社区的未来性与社会性

  置身未来社区建设的进程中,人们会发现,与技术性引领和物质性支撑的各种指标相比,那些标识着社区归属认同和关系互动的社会性指标的实现总是成为社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难点。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演进,人们之间链接密切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而呈现出个体化和原子化的态势,导致社会性的严重流失。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曾将社会原子化的表现概括为: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初级社会群体开始走向衰落;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等。(12)初步揭示了城市社区社会性消解的诸多表相。第二,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中,虽然新技术也会对社会关系有所激活,生发出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但由先进技术进步而引发的技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消解,已是毋庸证明的事情。因此,如何在推进社区治理走向高度技术化的过程中,更为妥善地维护其社会性,便成为问题的关键。由此,未来社区建设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土木的和技术的工程,同时更是一个找回和激活社会性的社会工程。“在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分析中,社区的概念有着悠久而又多变的历史。作为应对城市扩大和人与人之间可能的疏远方式,社区被认为是个体形成归属感和至少得到部分身份认同的途径。”(13)

  1.社区“硬体空间”的共享性

  长期以来,在城市更新的理论谱系中,均对共享互动空间的建立给予特殊的关注。在此种理论看来,城市社区的公共性构建必须依托有助于社区居民建立起互动关系的硬体空间。而在封闭区隔的空间内,很难建立起真正富有活力的社会互动关系。著名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曾使用“日常生活行动”概念理解城市的街道空间,她断言街道不是简单的通行空间,而是城市的眼睛、社区居民互动的平台,其观点努力“促进居民和生活地点联系”(14),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准乎此,我们在未来社区“土木工程”规划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赋予社区物理空间以共享性。从楼道邻里,到街区空间,都要尽量摒弃其封闭性,而体现其畅通性和互动性。

  2.社区的关系性、生活性

  在以往的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过程中,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虽然通过缜密科学的规划和大量的资源投入,使得社区的硬件条件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但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却未升反降,有学者引入社会变量加以解释,认为“即使社区物质上得到更新,如果社会环境形态反而恶化——面临着新出现的社会隔离、社会服务设施缩减或者私有化、社区公共交往空间被侵占,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也可向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他们对于社区的满意度评价也会相应下降”。(15)而要想走出城市更新的上述悖论,一个最为直接的对策便是将社区发展的未来性与关系性、生活性结合起来。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1)将社区居民良性的关系互动纳入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如德国面对社区老龄化背景下代际关系的疏离问题,推出了“多代屋项目”,试图通过代际互动关系的建立来赋予社区以社会活力。在北美,“近年来社区通常促进有组织的活动来加强居民间的共同利益和协作关系。郊区的邻里社区有较大的吸引力,社会凝聚力显然不足。私人业主虽然拥有华丽的庭院,却反而约束了邻里间的相互交往。与此同时,业主委员会促进居民为了共同利益展开共同行动,防止居民利益受到开发商的侵害,并促进了所在地区社区公共意识的发展”。(16)(2)将社区组织化作为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指标。所谓社区的组织化,其内涵非常复杂,但其核心内容无外乎以下两点:其一是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组织化,包括居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和以社区为单元的民间草根组织建设;其二是具有一定覆盖性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日本,1998年政府颁布《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案),“该法使从事增进福利事业、振兴文化艺术体育事业、保护环境、提供灾害救助等12个领域活动的团体获得了法人资格,这些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福利的民间团体,将成为日本未来社区活动的主体力量”。(17)近年来,中国也大力推动所谓“三社联动”,强调在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克服由于家庭小型化、社会老龄化、社会个体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疏离现象。(3)通过对社区生活性的激活,赋予未来社区以特有的社会活力。在近来勃兴的未来社区构建活动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将未来社区建设与美好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如果社区无法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走向衰落。近期浙江推进的未来社区建设,其起始便围绕着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展开。对未来社区建设“生活性”的强调,其重要价值在于:突出了社区发展的综合性。此前社会各界关于未来社区的设计,多是从某一角度切入,或强调低碳社区,或强调生态社区和文化社区等。基本上都是从特定的单一向度展开的。而“生活性”恰恰强调了涉及问题的全面性,同时也增强了与社区居民的亲和性。总之,当我们将社区生活纳入分析视域中,其目标和建设思路便会立即清晰起来。以社区生活为依托的社区发展,通过社区内部关系的建立,不仅可以克服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的弊端,还可以使社区获得未来性,实现“可持续社区”的建设目标。

  ()社区的未来性与传统性

  如何继承传统,是未来社区建设中面临的难题。作为社会的微观组成部分,社区是社会传统最为直接的具有持续性意义的承载者,地域社会的诸多传统实际上就是通过社区生发并传承下来的。事实上,从滕尼斯开始,人类启动社区研究最为初始的动机便在于留住那些有形和无形的社区共同体传统。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倡导社区发展,其核心的目标诉求也都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在这里应该认真辨析的问题是,未来社区建设中对社区传统性的关注不仅仅是简单地留住传统,而是通过社区传统性的彰显而体现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贯通性和积淀性,最终获得的实际上是一种真实厚重的社会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大力加强社区文化资本的开掘。“文化遗产项目可以被认为是带有经济资本特征的资产,并可以将经济数学引入其中。在生产和创新过程中它们需要资源投入;它们具有价值贮存和长久持续的资本服务功能。”(18)现实中,人们已对那些可以实现经济价值转化的有形社区文化遗产表示高度关注,但对于社区那些“无形的传统”却仍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应是未来社区建设必须克服的发展难题。

  ()乡村未来社区建设

  1.走出乡村终结论的误区

  无论是从传统-现代理论框架出发,还是从未来视角展开分析,都无法回避未来意义上的乡村社区发展问题。因为从工业革命初期开始,乡村问题便被纳入传统-现代分析的框架之下,赋之以重建说或解体论的涵义。长期以来,“城市问题的解决被当作优先任务,而农村空间和农村景观只是一种必要手段,对农村问题本身的关注是附属性的”。(19)而乡村复兴论虽然倾其全力维系乡村的存在,但其封闭的乡村发展模式又很难收到期待的效果。在乡村论争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关于乡村社区发展的未来分析视角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实践路径。

  2.未来视域下乡村社区发展优势的凸显

  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往往具有一些特有的天然优势,这些优势一旦被激活并赋予其特定意义,便可释放出空前的发展能量。

  (1)历史上,基于农业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托于熟人社会,村落世界天然具有超强的社会性、生活性和传统性。村落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社会及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以归属感和认同感作为衡量评价社区的重要标准,便会发现乡村社会成员间天然具有的密切的互动关系及社区内聚力,这是城市陌生人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2)与过密化发展的都市社区相比,乡村社会在生态性方面本来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以城乡一体化和逆城市化的实现为前提,这种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曾提出颇富想象力的“田园城市”概念,但时至今日,在高度密集化的城市水泥森林中,“田园城市”的图景似乎已渐行渐远。而在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乡村,其生态优势开始凸显,为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提供生态意义上的支持。

  (3)包括信息、交通技术在内的诸多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得城乡之间的流动更加便捷,推进了城乡之间由“单向交流”向“双向对流”转变,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在浙江新近出台的未来社区建设方案中,即将农村置于其中,并注意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率先试点农村未来社区建设,其做法主要是“基于乡村振兴的需求,通过产业导入和治理创新,推动人本化、生态化、融合化,实现农村‘新型社群’的重构,切实破解人才、乡贤进村落户难,以及土地要素制约等束缚,把全市建设成一个自然的花园、成长的花园和心灵的花园”。(20)“在乡村未来社区的具体设想上,将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作为综合指标,以特定乡村人群为核心,重点突出‘邻里、风貌、产业、交通、教育、康养、文化、治理’八大场景的系统设计,通过改革、发展和民生之间的高度融合,从而实现进则配套完善创业无忧,出则乡土田园回归自然。”(21)

  三、未来社区建设推进须处理好的两组关系

  在以往的社区研究中,有学者将社区规划的整体内容概括为“三体”:其一是社区的“硬体”,即社区内有形的建设,指社区的地理环境、自然形势、交通、市场、学校、医院、公园及其他各种公共设施与建筑等情况;其二是社区的“软体”,指社区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合作精神、价值、信仰、理想、情操、知识、公约及其他一切的社区规范与控制力量;其三是社区的“韧体”:指社区的权力结构与组织关系,包括社区内公私立机构、各行各业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社区内各层级民众的团体组织,以及以上各社会组织团体之间的维系力量。(22)应该说,“三体说”关于社区建设的概括和比喻非常全面和形象,值得肯定。既然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转换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实施过程中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两组带有全局性的基本关系:其一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其二是未来、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只有妥善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未来社区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众所周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分析现代社会运行发展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关系组群。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运行及调适,都不能回避上述关系的互动与组合。(1)在未来社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必须重视政府的力量。一般说来,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性导引和科层体系的行政推动体现出来的。迄今为止,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还是后发国家的城镇化,在其启动运行的过程中,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所涉及的各种事务均带有总体性。具体言之,未来社区建设首先是一个政策建构和实施的过程,无论是城市更新的规划设计,还是社区改造工程的实施,整个工程都与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对那些特色社区和问题街区的改造,更是要政策先行,聚焦社会总体状况,推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社会融合的发展。因此,作为一个以未来社区建设为核心目标的综合性社会建设工程,政府必须通过其政策建构和行政实施发挥其主导性作用。(2)所谓政府主导并不是政府包办,起源于欧美的较为流行的经验是所谓“PPP模式”,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是强调“引进私人资本,建立起公私合作关系,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各参与方达到比单方面更有效的结果,在获得最大社会利益的同时,各方也共同承担项目责任和融资风险”。(23)(3)既然我们将城市更新落到具体的社区层面,那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应该努力将社区居民看作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力量,纳入未来社区建设的进程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未来社区建设进程中的社会参与之所以如此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城市只有在社区层面存在着活跃的具有较强社区归属认同的社会力量,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种种政策和举措才能踏实落地,并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在社区规划改造的过程中发生对立冲突。

  ()关于未来、现代和传统的关系

  毫无疑问,未来社区建设是一个带有极强未来性的复杂工程,而且,其未来性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彰显,就必须处理好其与现代和传统的关系。(1)在对现代性展开反思批判的基础之上规划社区的未来性。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以及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严重萎缩的困局,都从根本上改写了现代社会历史,使人类社会在获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现代性困境及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即深刻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24),他强调,城市规划不能脱离人的需要,城市更新改造要符合“人的尺度”。因此,在未来社区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沿袭城市更新模式,而应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之上,以将技术性、社会性、生态性集于一身的未来性来消解现代性困境。“城市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城市使人疏远。”(25)如何通过未来社区规划,建立起充满共享性的社会,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难点和关键,以共享街道系统建设为例,其共享的基本理念是“构造一个统一体,强调共同体和居住使用者。行人、玩耍的儿童、骑自行车的人、停靠的车辆和行驶的汽车都分享着同一个街道空间。通过重新设计街道的物理表面,为行人开创出对社会与物质的支配权。因为步行环境的‘解放’只是把汽车交通纳入了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系统,因此,它并非一项反对只供汽车通行的政策”。(26)(2)通过延续传统来彰显其未来性。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即面临激烈的传统-现代间的冲突。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即强调,只有告别传统,才能真正地进入现代。但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告诉我们,这种非此即彼的“传统-现代”二分思维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代之而起的新现代化理论则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出对传统的重估,“绝不是说不要现代而要回到传统,不要都市生活而要固守乡村。恰恰相反,既然是超越,就是要破除那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非此即彼格式,并试图去寻求别的可能性”。(27)基于前述对传统-现代关系的理解,在未来社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应努力建立起未来与传统间直接的联结。我们所规划设计的未来社区,不可能脱离传统-现代-未来这一连续性的发展进程,而突兀地建构起所谓的“未来性”。进而言之,只有充分彰显传统性才能体现其未来性,因为未来性的一个最大特性便是将其前瞻性和延续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总之,将当代中国的城乡社区建设置于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行程之中,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两次社区建设的浪潮:第一次是1955年联合国大力提倡“社区发展”,提出推进民众参与,以促进社区经济、社会进步的发展目标。第二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由社会变迁和转型而引发的基层社会解组现象,均出现了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热潮。在这一意义上,今天遍及世界的社区研究和建设热潮,应属全球范围内“第二次对社区的关注”的一部分,这表明,现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区建设和发展,是在人类基本上完成城市化,城乡关系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直接背景依托而展开的,城市化背景下人类空前的聚集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可以在新的理解和意义上拓展社区建设的想象空间,此外,在技术深度嵌入到社区建设的条件下,我们得以对迄今的社区发展展开深度反思。在此背景之下,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开始同时指向“未来社区”建设,试图努力克服现代城乡社区良性运行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还希望通过对未来性的空前张扬,而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与此前的情形相比,当下正在勃兴的围绕未来社区的探讨表现出人类对于社会发展的高度自信,认为虽然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但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和规划性,最大限度地消解和克服上述矛盾和问题,从而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①本文撰写缘起于笔者近年在浙江衢州展开的持续性的社区发展调研。调研中恰逢20172月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社区建设”计划,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在浙江衢州社区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意识到学界迄今关于此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故撰写此文。

  ②张清、贺湘硕、高然:《低碳城市发展研究——基于保定实证分析》,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

  ③李春友、谷家均:《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综述》,《软件产业与工程》2014年第3期。

  ④参见《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浙政发[2019]8)

  ⑤(2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466411页。

  ⑥戈钟庆、殷化龙:《低碳经济与河北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⑦[]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夏铸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⑧胡申生:《社区词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1页。

  ⑨张其邦:《城市更新的时间、空间、度理论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⑩[]安德鲁·塔隆:《英国城市更新》,杨帆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11)付晓东:《经营城市与城市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2页。

  (12)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3)(25)[]诺南·帕迪森等:《城市研究手册》,郭爱军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第248250页。

  (14)(16)[]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任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15)张纯:《城市社区形态与再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17)张暄:《日本社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18)[]思罗斯比:《文化政策经济学》,易昕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9)[]祖田修:《农学原理》,张玉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20)(21)参见《浙江衢州率先试点乡村版未来社区》,新华网,2019828日。

  (22)徐震:《社区发展》,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22页。

  (23)徐振强:《智慧城市新思维》,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26)[]迈克尔·索斯沃斯、伊兰·本-约瑟夫:《街道与城镇的形成》,李凌虹译,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63页。

  (27)[多国]雅克·鲍多特等:《与地球重新签约——哥本哈根社会发展论坛文选之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7页。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 第 2 期)


物流管理

2020年及以后的十大物流行业趋势与创新

Startus Insights

Startus Insights创新分析师对901个解决方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2020年及以后的十大物流与供应链行业趋势与创新。

物流行业的趋势取决于在业务流程中实施技术驱动型创新所产生的重大变化。下一代物流管理解决方案正在朝着使全球供应链更加以客户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物流流程的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流程的生产率和效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提高对于维持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灵活动态关系至关重要。

我们涵盖了大规模的初创公司和新兴公司,我们使用我们专有的Start UsInsights平台来识别将在2020年及以后影响物流行业的创新应用和解决方案。我们的创新分析师进行了详尽的数据驱动研究,以确定物流行业中出现的各种创新趋势和技术。我们分析了901家初创企业和新兴公司,并针对物流行业的10大趋势提出了20种高度相关的解决方案。

从建立自动仓库到跟踪快递和包裹,物联网(IoT)在该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支持人工智能(AI)的平台和解决方案不断学习一些繁琐的物流流程,以开始实现传统上手动任务的自动化。放宽关于无人机的法规及其用法,不仅可以促进最后一英里的交付,而且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机器人应用。

随着客户期望的不断提高以及随着人们对产品种类和个性化服务的兴趣转移,物流和供应链部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物联网,先进的移动机器人以及支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解决方案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公司在选择最合适的技术进行投资时面临两难选择。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新兴公司要积极主动,尽早发现潜在的破坏性变化。

1. 物联网

物联网是物理设备的连接,可通过互联网监视和传输数据,而无需人工干预。物流中的物联网可提高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可见性,并提高库存管理效率。将IoT技术集成到物流和供应链行业中,可以提高效率,透明度,货物实时可见性,状态监控和车队管理。

  Fleetroot–车队管理

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初创公司Fleetroot为公司提供了物联网平台,以控制和管理其车队。Fleetroot通过提供油耗和浪费报告为车队经理提供燃油管理解决方案。该平台有助于监视车辆的性能,并使用车辆中嵌入的传感器和设备向系统发送严重警报。然后将数据与历史数据一起进行分析,以预测和计划车队的维护。Fleetroot还为货物运输提供路线优化和交付解决方案。

  Ambrosus–实时供应链可见性

伯利兹创业公司Ambrosus为食品和药品供应链行业构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端到端物联网网络。该网络提供了用于分析传感器,分布式分类帐和数据库之间传输的数据的工具,以优化供应链。该平台可对整个供应链中的货物进行准确跟踪,从而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产品的质量和真实性。

  2.人工智能

结合机器学习的AI算法可帮助公司积极应对需求波动。例如,基于AI的预测解决方案使管理人员可以计划供应链流程并找到降低运营成本的方法。自动驾驶AI和智能道路技术正在朝着交付服务自动化的积极方向发展。此外,基于AI的认知自动化技术带来了智能,可以自动执行管理任务并加速信息密集型操作。

  Insite–需求预测

总部位于新西兰的初创公司Insite提供了基于AI的软件解决方案,用于价格预测,需求预测以及流程和流程的优化,主要满足消费品包装(CPG)和零售行业的需求。该软件提供了用于风险评估和需求预测的模块,以自动化过程决策和控制操作条件。机器学习增强平台提供了实时收集和集成过程数据的工具。结果,经理们有能力在产品补货方面提供可行的见解。

  Adiona–工艺优化

澳大利亚初创公司Adiona开发了基于AI的优化软件即服务(OSaaS),使公司可以改善其物流流程并降低成本。AdionaFlexpOps API通过解决车辆路线和相关挑战来优化静态和动态传递路线。此外,该软件还可以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技术预测需求,天气和交通状况等条件来支持车队随时间的决策。该解决方案还优化了劳动力需求并自动进行了重新部署。

  3. 机器人技术

将机器人技术集成到物流中可以提高供应链流程的速度和准确性,并减少人为错误。与人工相比,机器人可以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并提高生产率。但是,机器人并不承担人类的工作,而是与他们一起协同工作以提高效率。诸如协作机器人(“ co-bots”)和自主移动机器人(AMR)之类的物理机器人用于在仓库和存储设施中拣选和运输货物。此外,软件机器人执行重复的,机械化的任务,从而为工人节省了时间。

  Canonical Robots–协作机器人

协作机器人与人工合作,提供帮助并提高物流运营效率。这些机器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拾取,放置和包装货物,同时消除了潜在的人为错误。西班牙初创公司Canonical Robots创建了各种协作机器人来促进供应链流程。这些协作机器人具有6个轴关节,可促进模仿人类手臂的多种灵活性和运动。此外,这些机器人还可以帮助工人进行拣选和放置,码垛和包装操作。

  Actimai–机器人过程自动化(RPA

RPA提供了低级重复性任务的自动化功能,消除了人为错误,并降低了管理费用。例如,RPA软件执行的操作包括发票处理,自动将信息存储在审计跟踪中以及自动执行采购订单的输入。Philippino初创公司Actimai通过利用AI和大数据来设计,部署,管理和优化RPA解决方案。初创公司的Actimai平台优化了软件机器人流程,以提供见解和分析以改进流程。

  4. 最后一英里的交付

从仓库或配送中心到客户的供应链的最后一步通常效率低下,并且还占了货物运输总成本的主要部分。最后一英里交付是物流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客户满意度。但是,最后一英里的交付面临各种问题,包括由于交通拥堵,客户细微差别,政府法规和交付密度而导致的延迟。

  Manna–无人机

无人机交付解决了最后一英里的交通拥堵问题。无人机具有到达偏远地区的能力,从而减少了交货时间和成本。爱尔兰初创公司Manna凭借其航空级交付无人机机队向餐厅连锁店提供无人机交付服务。Manna的无人机能够在80米的高度以80 km / h的速度飞行。

  Pakpobo–智能储物柜

智能储物柜使客户可以灵活地接收包裹,并减少了由于客户不在而导致退货的最后一英里的挑战。意大利初创公司Pakpobox提供适用于室内和室外条件的智能储物柜。Pakpobox具有多种智能储物柜配置,可针对各种情况进行自定义。这些智能储物柜还通过保护它们免受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提供包裹安全性。此外,Pakpobox还提供温度控制的智能储物柜,用于存储易腐货物。

  5.仓库自动化

仓库自动化通过减少人工干预来提高效率,速度和生产率。诸如自动导引车(AGV),机器人拣选,自动存储和检索(ASRS)以及放置墙拣选之类的拣选技术可降低错误率并提高仓库生产率。仓库需要结合高效的自动化技术来控制其运营物流成本。

  Addverb Technologies–自动导引车

仓库中的AGV集成有助于搬运货物的自动化。AGV代替了人工,以应对大规模加工大批量货物的挑战。印度初创公司AddverbTechnologiesDynamo工作,这是一辆AGV,用于运输仓库中的各种货物。Addverb提供了带有不同导航系统的定制Dynamo AGV,包括激光,惯性,导线和磁条。而且,Dynamo在仓库中执行拣选操作时需要的人力最少,甚至没有人工干预。

  Exotec–自动存储和检索系统

ASRS协助管理自动化仓库中的产品和物料存储,并提高了占地面积利用率,并且不需要人工操作,从而降低了总体运营成本并提高了安全性。法国初创公司Exotec构建了自动机器人Skypod,以优化电子商务仓库。Skypod系统通过采用垂直存储方法来优化存储空间,将仓库中的高度增加多达10米。

  6. 区块链

区块链通过不可辩驳的分散账本系统提供安全性,并解决了紧迫的可追溯性和相关挑战。这为整个物流流程带来了交易透明性。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可通过减少检查点的处理时间来加快批准和审批速度。

Steamchain–智能合约

总部位于美国的初创公司Steamchain提供了一个区块链平台,该平台使用其世界贸易物流(WTL)智能合约系统简化了付款流程。WTL智能合约通过提供所有交易的不变记录来实现B2B付款并防止欺诈。WTL智能合约除了消除货币转换成本外,还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货币波动成本。

  ShipChain–货运跟踪

总部位于美国的初创公司ShipChain建立了一个物流平台,该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支持端到端的运输流程。该平台允许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其流通中的每个步骤中跟踪装运位置。该平台还使用加密的公共分类账更新有关预计交货时间的信息。交付完成后,将文件的影印本上传到平台中,从而提高了运输中货物的可见性和透明度。

  7.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为提高仓库生产率,绩效管理和物流资源的最佳利用提供了可行的见解。从监视位置和天气以及车队时间表获得的数据有助于优化路线和交付计划。市场数据分析支持进一步优化供应商价格,库存水平以及生成风险管理报告。此外,高级分析还提供了有助于识别异常的见解,并提供了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

  Nautilus–绩效管理

美国Nautilus Labs公司提供AI解决方案,以帮助海运公司减少油耗并提高运营效率。Nautilus的软件分析历史航行数据并预测最佳速度和油耗。基于云的平台还生成船只性能数据,此后可帮助优化燃料成本。

  FACTIC –规范分析

总部位于美国的初创公司FACTIC提供一个SaaS平台,可为食品和饮料行业提供预测分析解决方案。FACTIC利用数据挖掘和AI技术来分析内部和外部来源的数据以预测未来的销售。该平台可预测需求偏差并做出以数据为依据的决策,以实现自动化采购。该平台还提供了通过采用自动补货来优化库存的工具。

  8.云计算

针对物流公司的基于云的SaaS解决方案允许按需付费模式,这些模式所需的资金投入很少。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维护IT基础架构的风险和成本。基于云的物流解决方案还解决了通信障碍,并允许公司以安全的方式进行协作和共享数据。此外,云集成允许从管理系统收集数据以分析整个物流流程。最后,与云集成的物流提供了通用的可访问性,并且不限于任何物理空间。

Linker–云平台

波兰初创公司LinkerB2B云实现平台上工作,该平台为电子商务公司和第三方物流(3PL)参与者提供物流服务。该平台提供了在数字化运输的同时增强产品标签和交付服务的工具。链接器提供用于在仓库和交付设施中实现的工具。该平台解决方案还采用了现收现付模式。

  Alpega–云TMS

比利时初创公司 Alpega创建了基于云的SaaS Inet运输管理系统,以满足端到端的运输需求。该软件解决方案使制造商与广泛的物流供应商网络之间可以进行实时通信。在Inet电子TMS自动化物流流程并整合运输需求成一个单一的系统。该软件解决方案还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了对货运的跟踪。该云平台允许Alpega每季度向客户发布升级的软件,而每年更新周期之后的本地软件则没有这样便利。

  9.自动驾驶汽车

通过消除驾驶时的人为错误,自动驾驶汽车可提高车辆安全性并安全地运送货物。它们旨在全天候工作,因此提高了首英里和最后一英里交付的效率。此外,无人驾驶汽车通过使用长途路线的装卸计划技术提高了燃油效率,减少了交通拥堵,并通过利用AI增强技术来优化了行驶路线。

  Spring–自动驾驶车队

德国初创公司Spring提供了SpringX1,这是一种自动驾驶的多用途车队,用于通过可预测的智能系统运输货物。Spring的自动驾驶汽车配备了可用于多种应用的模块化拖车。这些模块可根据其应用(例如移动储物柜,食品和货物交付)进行定制。

Mars Auto–自动驾驶汽车软件

韩国初创公司Mars Auto开发了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以提供无人驾驶运输。基于AI的软件提供了用于绘制环境图,控制和引导车辆到正确的货舱的工具。该软件可帮助货运公司以高效,可靠和安全的方式运送货物,而无需人工干预。

  10.柔性物流

柔性物流使公司能够在需求波动期间更高效地处理供应链运作。根据市场需求,它有助于按需扩大或缩小供应链运作。弹性物流从而解决了供应链公司面临的挑战,包括船只利用率不足,仓储限制和库存过多。

  Shorages–按需仓储

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初创公司Shorages是一个B2B按需仓储市场,为中小企业(SME)服务。Shorages可帮助公司从广泛的网络中查找短期仓储需求。一方面,该平台允许所有者出租仓库中未使用的空间以满足短期需求。另一方面,他们为客户提供按使用量付费和按需存储和配送服务。

  GlassWing–按需送货车

印度初创企业GlassWing提供了各种按需货运的商用车辆。该GlassWing平台形成的物流服务网络与运输连接货主。该初创公司还提供诸如实时跟踪,路线优化,货运安全定制报告,实时警报等解决方案,并通过利用支持AI的技术帮助降低货运成本。

这对物流公司意味着什么?

这项针对物流行业10个趋势的研究概述了创新领域,这是我们在分析中发现的内容的表面。物流即服务,云物流,数字标识符和增材制造都是必将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对物流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尽早发现可以在您的业务中实施的新机会和新兴技术,对于获得竞争优势并成为行业领导者来说,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JitLogistics》(20201115日)


论物流发展八个核心要素研究

韩雪峰

导读:转眼间,又到了回顾与总结的时间。在后疫情的逐渐恢复中,物流行业也在一周两波重磅投融资下,彻底被唤醒,这是一个行业强劲的号角,冲锋号再次吹响,集结号的阻击已经完成一轮绞杀,物流行业迎来后疫情低迷后的觉醒。

在经历了双十一的忙碌,准备再次迎战双十二及年货节时,一轮震撼的投融资炸醒了还在纠结如何发展、布局、竞争的行业沉迷,物流行业在疫情中期的流通重要性支撑以及后疫情中经济复苏的服务性一览无余。

有人说2019年是最好十年的总结,更是最坏十年的开启。一语言中,在2020年这个极其特殊的年份里,一切都在暂停键中慢慢恢复,从年初的迷茫纠结,到中期的快速复工、快速觉醒,再到今天的蓬勃,会惊喜的发现,倒下的企业确实多了,但是崛起的也不少,一场危机给做好准备的发展的机会,一场危机让毫无自身造血能力的慢慢消失。

市场是真实的,物流行业作为供应链长链中的服务链,为了满足需求的服务性,需要的是不断构建自身的竞争能力与服务能力,核心场景要素开始渐渐支撑起高速发展。

1、资本核心性

作为物流行业高速发展背后推手,资本的涌入加快了行业的更迭,实现了头部企业的快速集聚。优胜劣汰,森林法则,让一个行业实现快速跨越,今天看物流行业,头部企业基本已经完成资本化,基本形成现金流的竞争壁垒,在一个急需现金流的行业率先成为核心企业。

2、低边际成本

这是物流行业一直在抱怨的竞争手段——低价竞争。但企业往往会忘记,低价不是错,低价在一个侧面间接说明了一个企业的成本控制力,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其战略资本的侵略性,因为价格战好用,一用一个准,那为什么不用呢!

服务产品化是⼀种低边际成本的竞争要素,所谓低边际成本是指随着规模增⼤,成本足够支撑其前部竞争,反哺更多的市场份额,足够操作的运营吨位。

3、团队信⼼

今天看多了优秀企业的不断涌现,更多要看到的是这个团队的整体风貌,整体信心,一个优秀企业的本质一定是一个具有团队信心与团队理念的整体。

在今年的中超与亚冠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球队当属上海申花。在赛会制的中超赛程上,申花的外援基本伤兵满营,但在崔康熙和团队的整体协作下,两场比赛让上港无比狼狈,在亚冠更是以全华班的班底战胜十几年未能战胜的日本俱乐部球队,这是就是团队信心和团队狼性,这更是发展的基础,也是资本需要格外关注的核心要素。

4、跑道壤

物流行业之所以被关注、被挖掘,核心在于场景,每一个场景都是足够大的市场,都是足够场景的产品,都具有足够规模的市场需求。

所有的企业所在的跑道土壤,本身就有足够的份额,本身就在增长。如果它在增长,只要跟着,就⼀起完成增长;如果它在增长,企业在倒退,那么就背离了这个跑道的土壤。所以看今天的投融资市场份额都是足够规模化,足够分散化,足够散小化的土壤,物流大有可为。

5、做行业协同的利益者

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或是产品都是协同利益创造者,都是能够给上下游共同创造价值的协同者。今天我们惊喜看到无论是美国上市,香港上市还是A股上市的快递、快运、供应链型的企业,都是行业大家的抢手货、必须品,价值的创造者,如果不能实现共赢,其实赛道也是很窄的,更是很难规模化与资本化的。

6、低头做事,抬头看天

一个新政策足以改变一个行业,物流行业缺少的就是抬头看天,更多的都是默默无闻的奉献。本月行业内某家头部企业公报其单一月份收到政府补贴5000万人民币,这不仅是政府对于其企业的高度认可,也是企业在政府需求的项目上的付出,换算成行业的利润率,物流行业3个点的净利,倒推要做多少规模的快递件数与操作吨位。

学会领悟发展策略,学会运用政策是一个企业能够长期有效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一家企业都有社会价值,无怪乎价值点的挖掘。上海市的一个高架车辆通行的政策,让新能源车核心的牌照成为众矢之的。政策可以改变行业,更可以改变规模。

7、做一个持续拥有壁垒的稀缺

今年初最为稀缺的当属防疫的口罩,一时间微信圈都是高价的口罩,一时间各地都有疯狂的口罩厂以及疯狂的生产线。在那几个特殊的月份,真爱的关系就是谁给谁邮寄了N95,这是突发的稀缺,但不是持续的稀缺。

物流行业成为持续稀缺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是低价,持续的低价;是网络,是持续不断的下沉服务网络;是服务,是不断优化改善的服务模式;是盈利,是在持续低价与高服务中持续的能够盈利的模式。

如何打造持续的壁垒稀缺是能力的体现,今年快递从最初的顺丰与其他快递以外,会惊讶的发现中通正在成为通达系中构建稀缺的壁垒,市场份额在逐年提升,这才是核心的要素。

8、平台化是互联网+物流,还是物流+互联网

很多人说互联网是神话,因为它成全了独角兽的崛起,成就了行业的巨无霸,国家出台的平台管理相关制度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管理的同时,间接提升平台化的崛起。物流行业的平台化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经历的周期属于借月生辉,在被迫与主动中实现了行业平台化的崛起。后疫情中,物流平台化的重要性慢慢显现,物流行业前期的平台化在一场几乎疯狂的运动中渐渐低调与清醒,慢慢回归本质,但是平台经济依旧是物流行业内的一枝独秀。

其实,从今天看过去,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几多风雨几多愁的时代、一场潜在的爆发也在悄然形成,一批行业的智者更在不知疲倦的鼎力前行。

来源:《物流沙龙》(20201125日)


财务管理

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蔡昉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正在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4.0的崭新挑战。以往的历次工业革命和不同版本的全球化,无疑都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但是,回顾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同时带来了世界经济趋异、国内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等乃至贫困等痼疾。从经济思想史来看,以存在着“涓流效应”为假设的两种经济学传统观念,即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更是源远流长,产生的误导及其后果挥之不去。把经济史的回顾与经济学反思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到所有领域,由此导致均衡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既然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之基和理念之源,正确应对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亟待破除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政策制定中的唯教义论以及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一成不变论。

[关键词]第四次工业革命 全球化4.0 涓流经济学 渗透经济学

一 、引言

在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既呈现出如影随形、无所不在的特点,又常常以革命性的方式集中爆发。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也从来就是学界和政策圈关注的热点话题。认识技术进步的渐进性和革命性,往往影响到人们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大小从而预测经济发展前景的依据。

作为一种非主流思想流派的代表,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其一本畅销书中,以令人惊讶的史料和故事指出,就技术变革而言,1870-1970年期间是一个独特的世纪,电力、内燃发动机、室内给水和排水设施等的发明和应用,对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与之相比,在那之后发生的技术进步都是渐进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就是不可避免的(罗伯特·戈登,2018)。

一种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则着力于揭示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例如,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各种特征,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施瓦布总结道,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使用把人类引领进机械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表现为电力和生产线出现导致规模化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为半导体、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催生的计算机革命或数字革命。

按照一致性的定义,正在发生的这次技术变革必然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特点是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的方面。人们大多认同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革命到来的结论,同时也普遍观察到这一轮科技革命所具有的新特点从而更大的挑战。

首先,从自然科学家到各个领域学者乃至决策者,都无法忽略的一个特点便是当前技术突破的速度前所未有。摩尔定律、库兹韦尔奇点等理念,就不过是把人们在现实中的体验加以提炼,进而做出的大胆科学预测。

其次,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打破了以往经济活动中的边际成本递增或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意味着我们除了必须为进入里夫金式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做好准备之外,还需要更好地认识一个可能出现的报酬递增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因其把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把2018年度该奖颁授给保罗·罗默(Paul Romer),无疑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新的科技革命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第三,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到所有国家、地区、产业和经营主体,其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不会自然而然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会所有群体。美国经济学家奥特等发现,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有利于巨星级企业发展,使其在相应的行业中占据更高的产品市场集中度。又由于这类企业具有盈利水平高、劳动成本份额低的特点,随着巨星级企业在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降低(Autor et al.2017)。这就是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潜在地具有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效应。

最后,无论是从历史规律还是从现实逻辑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可避免伴随着全球化4.0Schwab2018)。而此前无论哪个全球化版本都存在着诸多未经解答的疑虑。例如,全球化本质上是否可以使所有主动参与或被动介入的国家均等获益;即便对于从全球化获益的国家来说,是否每个社会群体及至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每一个新版全球化必然比此前版本的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或分享性吗,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在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面临着紧迫的转变思维方式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学对此存在着旷日持久的谬误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学家,我并不打算以颠覆性的态度笼而统之批评经济学本身。这里所说的“谬误”实际上来自两种经济学传统,可以分别称之为“涓流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和“渗透经济学”(penetration economics)。不过,既然两种经济学思维和结论都是基于传统经济理论及其逻辑结论,即经济理论在解释技术革命或技术进步时,往往预设或无条件夸大其可能的“溢出”效应,由此形成认识上的谬误,并且误导政治家和决策者,所以,在澄清这两种经济学谬误的同时,一般经济学也不可避免“躺着中枪”。

事实上,经济思想演进方式本身也好,经济学家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的研究范式也好,都包含并反映出造成溢出经济学痼疾的基因。为什么经济学家面对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并未产生预期的“溢出”效应,却不愿意修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呢?正如人们发现完全市场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并不尝试修正这些假设,最后只好以某种新建的经济学门类去专门研究不做这样假设的情形。如果这里有着更加深层的方法论缺陷,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追溯到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争上面去。

本文的意图在于提醒经济学家尝试以崭新的思维认识新技术革命。我们将首先对人们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技术进步做一个极简的回顾,既强调本文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也从中寻找帮助提高我们认识能力的思想渊源。其次,我们尝试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分别对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两种思维定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后,作者将对本文进行简要总结,尝试对冥顽不化的传统经济学范式进行探究,同时提出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

二、关于技术进步的思想简史

虽然人类经济活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技术的应用和改进,真正产生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影响,亦即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技术进步,发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然而,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技术进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表明,蛋糕做大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无论是从狄更斯的文学写照,还是从实际记录的卢德运动历史,都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最初是伴随着工人生活状态的恶化:恶劣的工作条件、极低的工资水平、未能伴随增长而得到改善的生活质量及至在工业革命中心地带降低的人均预期寿命。

研究表明,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即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多半个世纪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善。例如,经济史学家把失业状况、家庭抚养系数和城市化成本考虑在内之后发现,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不到15%Feinstein1998)。以70年时间计算的话,这意味着年平均提高幅度不到0.2%。这样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马尔萨斯虽然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却得出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难以满足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最终人类不可避免陷入贫困、饥馑乃至战争和灾难的结论,并且奠定了经济社会思潮乃至学术研究中的悲观主义认识论基础。

虽然梅纳德·凯恩斯对马尔萨斯崇拜不已,他本人却是一个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者,坚信科学和复利具有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1930年,世界正处于经济大萧条之际,凯恩斯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其中虽然承认诸多成长中烦恼的存在,例如技术进步的速度过快,以致难以一下子吸纳过剩的劳动力,但是仍然大胆地对子孙后代面对的经济可能性做出了乐观的预测——100年之后生活水平再提高8倍(Keynes1930)。

凯恩斯能够对未来经济前景保持乐观,来自他把那个时代及以后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漫漫长夜进行比较。撇开具体的数字来说,他所做出的预测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做出这个预测之后,凯恩斯继续提出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也是正确的,但是,因其富于挑战性,以致很多后世经济学家至今仍然苦思不得其解。

其一,虽然他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的之间的划分不尽准确,关于两种目的内容的解释也有些语焉不详,但是,他终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人从未如此明确提出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提高解决了经济问题之后,人类的生存目的何在。

其二,虽然他跨越了从一种类型的工作到另一种类型的工作之间转换这样更为现实的问题,一下子提出从工作状态转入闲暇状态这样更为终极的问题,颇显有些突兀,但是,他在当时已经在暗示革命性的理念——工作与收入之间是可以脱钩的。这再一次提出了重大的经济学挑战,即支配人类行为和活动的经济动机最终将何去何从。

亚当·斯密把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与他本人所倡导的分工结合起来,实际上为新增长理论奠定了报酬递增的认识基础。同时,斯密也将其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形成一致性的解释体系(Kibritcioglu2002)。这样,斯密的理论本身也就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埋下一个伏笔。

由于机器的采用和分工发展,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者技能日益变得过于专业化、简单化从而单一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反而变得更加脆弱,就业岗位变得愈加不安全。在技术革命乃至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这种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更加容易受到巨大的冲击。此外,复杂的技术创造与简单的工作操作之间的不对称,也使劳动者特别是简单劳动者在要素报酬分配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

人们从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发现,技术进步并没有做到在任何时期、使所有国家以及国内所有群体均等获益,即便在技术变革速度异常迅速的当今也仍然如此。困惑于科技变革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中的这种效应的非均衡特征,有些经济学家试图把不同时期的科技变革从性质上加以区分,认为技术进步在此一轮与彼一轮之间,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分享性。例如,泰勒·考恩(Tyler Cowen)提出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说,认为21世纪新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具有获取公共资源用于投资在仅使少数人获益的“私人产品”领域的性质,因而无助于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Cowen2011)。

尽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能自动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未认识到,技术进步也不能自动渗透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生产要素上面。一个广为传播的轶事或多或少就说明了这一点。

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亚洲某发展中国家政府顾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考察一个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工人们挥舞着铁锹而不是驾驶推土机、拖拉机等重型设备进行施工。对于他的疑惑,本地官员回答说这个建设项目是一项“就业计划”。由于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天经地义,而且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本该唾手可得,这位经济学大师做出了堪称经典的讽喻性回应:那么,为什么不让工人用勺子来干活(马丁·福特,2015)。

尽管经济学家始终关注着技术变革的经济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但是,充其量只能说人们对这个课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而远远谈不上已经破题。2017年,模仿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做法,一篇由60多位经济学家签名的《经济学改革33条论纲》被钉在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门上。其中第21条承认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不均衡性,由此提出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创新并非外生于经济,而是经济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能够把创新看作是在不断演进和非均衡的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是由市场设计所塑造的,以及因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间的互动而形成,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理解力便可以得到提升。

事实上,并非只有经济学家们关心技术变革及其后果。早在1964年,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内的、包括各个领域人士的26人专门委员会,撰写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公开备忘录,报告题目为《三重革命》。这份报告不仅对于经济学传统分析手段的批判比前述《论纲》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诸多判断和认识上颇有先见之明。例如,该报告指出,以自动化控制革命为标志,一个生产的新时代开始了。这场革命以既往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无以比拟的速度发生,表现为计算机和自动化自控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个几乎没有极限的产能体系,并日益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Ad Hoc Committee1964)。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当时就指出了,由于机器从人那里接管生产,后者越来越需要依靠最低限的政府保障。而这种思想已经演变为如今广为试验的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项目与各国普遍实施的碎片化社会保障项目的大拼盘相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首先,这个项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称所示,包含“无条件”即涵盖无论贫富的所有人、“基本”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为限,以及“收入”即直接给予现金这些要素,是对社会保险理论和实践的理念革命。

其次,这个项目的针对性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趋势下应对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现象,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但是,神经科学与大数据、互联网的交融结合,使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机器人将不仅替代简单重复性劳动,也将替代各种复杂智力型工作。

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需要革命性应对方案。虽然尚未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和广泛实践的事物,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并在一些国家着手试验。鉴于这个理念和设计旨在破解传统方案的缺陷,许多人认为它不仅是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技术性失业现象的应对办法,而且包含了消除贫困、颠覆工作理念和重塑世界的崭新思维和终极方案(Lowrey2018)。

如果认同未来机器人终究要摧毁相当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因而现行的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都无力对此结果做出托底的保障,无条件基本收入似乎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足够紧迫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与机器人的竞争还是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不断掌握新技能,以及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然而,对于一个每日需要挣扎生存的劳动者来说,是没有时间和能力与时俱进改善人力资本的,而一旦丢掉了工作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赖以转岗。因此,在工作的时候便能得到一个额外的基本收入,就为劳动者留出余地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三、涓流经济学批判

美国社会舆论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夺走了工作岗位的说法,在经济学中的反映则是这样一个立论,新兴经济体以廉价的生产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通过贸易和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在这方面,不乏研究者提供证据,把岗位流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重新布局后的贸易格局,进而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与此同时,也不乏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岗位流失,并不仅仅是全球范围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其实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岗位流失,在于自动化过程中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在这方面,有研究表明了自动化以及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是岗位流失更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位TED演讲者指出,2000-2010年期间美国57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87%是由于应用自动化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Picado2017)。

于是,在对美国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贸易主因说”和“技术主因说”的对立或者关于两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争论,而且两种假说都得到了实证经验的检验。例如,福特等人的研究,针对“中国冲击”的片面论调,发现对于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贸易(外国竞争)因素和技术(自动化)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承认难以准确估计出两者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Fort et al.2018)。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被迫采用自动化技术,使企业在得以生存的同时,却大幅度减少了雇用人员。可见,贸易因素与技术因素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区分开来。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引进借鉴,解决企业竞争力不足问题的技术总是可得的,即使竞争不是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内的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企业。这意味着,贸易和技术因素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独立事件,而是在相互促进和协同作用中达到某种效果,无论是好是坏。

从历史的观点看,贸易和技术这两个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把工资停滞和岗位流失归结为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进步这种“卢德情结”(Luddite mindset),如今也扩展至对于贸易、产业转移(外包)乃至经济全球化的对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他们毕竟要捡起这颗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放弃目前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归根结底,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另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既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情景,其实是根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后果对政治选择或政策抉择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从理论基础上说,已经到了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假设的时候。虽然涓流经济学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经济学更是从理论上不遗余力论证,政策制定者从经验上尝试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

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便是让每个人得到他运用自己的工具所生产的物品。弗里德曼也谈到国家的作用,但是他强调的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执行产权(Friedman1962)。在理论上坚信这一理念,并且在政策上予以付诸实施的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使其成为“里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点。

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保罗·克鲁格曼,2008)。克鲁格曼的逻辑,反过来看也是有效的,即收入分配的结果又会影响政治风向从而政策倾向。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裂的完整过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及他的前辈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杰出研究,都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政府和社会对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例如,皮凯蒂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各国历史数据,发现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既然这种趋势分别是长期时序数据所揭示的历史轨迹以及跨国数据所描述的现状,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时间跨度的自然力量都无法遏止,社会干预和政府政策就无可避免。

四、渗透经济学的谬误

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科学、技术、知识、创意都具有外部性。更为晚近则出现并流行的新增长理论则更重视这个问题,更贴近地称之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或非竞争性(nonrivalry)。这种性质的表述本身隐含着一个可以得出的推论,即技术变革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得到渗透,从而可以完全转化为整体的而非局部的经济增长(Langlois & Robertson2018)。

实际上,涓流经济学这个概念及其逻辑,已经包含了我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即存在着一种习以为常的经济学假设,认为技术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传播,从而可以不断渗透并达及所有部门和企业,最终在整体经济范围内完成预期的革命性变化。鉴于涓流经济学已经有了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相关的特指含义,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创造另一个概念,并称之为渗透经济学。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约翰·吉斯曼(John Zysman)合著的《制造业依然重要》一书,就是建立在技术渗透假设之上的一部代表作,尝试阐述技术变革渗透进而引起经济整体变化的机制。他们认为,由于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性质,技术变化即使从一个部门或少量几个部门开始,也会蔓延至整个国民经济。并且,他们坚信这种部门关联十分密切,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制造业内部,而且存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

与此同时,包括这两位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也发现许多与这种假设相抵牾的现象,最典型的表现为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针对前述这本书的评论中调侃道:作者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于技术革命没有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使生产率增速减慢这一现象感到尴尬和困惑。进而,索洛教授用一句话揭示出生产率悖论的含义——计算机无处不在,在统计中却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Solow1987)。

在以多样性著称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而它们之间是非对称和对等的关系。无论理论逻辑还是经验证据,都并不支持科恩等把产业关联性扩展为经济关联,进而作为技术变化具有广泛渗透性基础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关于“超级连接”创造出一个网络化世界的假设,从其理论基因来看,具有典型的技术工具论的色彩;从其扩展的社会含义来说,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幻想;而从经验角度认识,与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网络运作方式也是不相一致的。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社会网络每一个节点的地位从而社会连接性的非匀质性做出简洁概括(Ferguson2017),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正如网络系统中每个节点(node)和连接线(edge)并非相等一样,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中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者),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造成这种连接性(或穿透性)差异的因素,分别来自个体差异、社会网络结构以及支配它们的治理结构。

其实,据说罗默这位强调创意的非竞争性从而外溢效应,长期致力于探寻技术变革转变为增长路径的诺贝尔奖得主,最近也表达了对阻碍新知识和新洞见的自由流动政策的深切关注,承认在创意的生产和分配体制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Jing2019)。而这个“空间”可大可小,直至可以大到阻止技术的外溢和渗透。我们可以从弗格森关于连接性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一步认识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的穿透性问题,并尝试回答索洛“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

首先,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单个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连接性,从而技术对其产生的穿透性。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不同以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同,因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不尽相同的信息获取地位、资源获取权、市场和技术的进入机会等。实际上,经济学讨论的“鲍莫尔成本病”讲的就是提供产品或服务方式的异质性,导致部门之间具有不尽相同的技术渗透性。从此出发,我们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统计意义上的“生产率悖论”。

人们观察到的生产率提高因素通常包括每个劳动者平均使用资本数量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善、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规模经济。很显然,并非任何部门在这五个方面可以做到并驾齐驱。事实上,正如鲍莫尔本人意欲解释的那样,一般的服务业也好,或者其中更具独特性的表演艺术也好,在这些方面的改善速度以及可以达到的幅度,显然不可能与制造业相提并论(Heilbrun2011)。过去几十年在欧美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以及就业增长缓慢几乎全部是发生在不可贸易部门的现象,背后就是上述原理在发挥作用。

在自动化把劳动者挤出制造业就业岗位之后,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分别面临四种前景。第一是人力资本得到改善后进入更高技能岗位。这是最为合意的情形,因为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第二是短期或长期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第三是虽然不情愿但不得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和第三种状态皆因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全社会生产率的降低,但不会表现在可计算的生产率指标上面。第四是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譬如服务业。这是典型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形。

第四种情形是现实中比较普遍发生的,因而也最值得注意。技术进步的报酬递增性质越明显,劳动力替代过程中的这种生产率降低的后果就越突出,生产率下降幅度也就越大。而且,由于劳动者从生产率较高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低部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工资率的降低,而低报酬与低生产率之间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以致形成“生产率悖论”的恶性循环。

例如,人们在观察英国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与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在英国有更多的就业者所挣工资水平偏低,这种情况通过产生对劳动者技能学习的负面激励,以及抑制社会纵向流动,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O'Connor2017)。

其次,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超大型企业的自然垄断倾向被推到极致,它们通过算法和应用程序,一方面把中小企业排斥在竞争之外,或者使其沦为技术附庸,压制新成长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另一方面把劳动者的技能进一步简单化,割裂了技术渗透从而社会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最终阻断了全社会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通路。

越来越多的事实还证明,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还选择性地以隐私泄露、诱导成瘾、数据监控、儿童伤害等形式侵害用户的权利。针对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人们认为以硅谷为标志的创新企业或者独角兽们(巨星企业)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为“监控型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帮凶。

第三,经济体制和机制可以放大或者抵消上述个体差异的负面效应,政府也可以通过作为或不作为、做对或做错,对经济关联性和技术穿透性产生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政策取向和规制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对技术渗透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政府应该如何作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问题上,在这里更显突出,依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作用方式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在这方面,保罗·罗默通过一个唾手可得的案例提出问题,被人们称为“几内亚悖论”。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的机场附近,年轻学生通常在路灯下学习。他观察到,这些年轻人都有手机,家里却没有电力供应或付不起电费。产生这个悖论的制度原因,在于扭曲市场信号的电价制定规则:过低的电价使电力公司缺乏供电激励,政府意图改变定价机制(取消或减少补贴)又遇到利益集团(有较高谈判地位的补贴电价获益者),因而电价始终处于扭曲状态,供电受到抑制(保罗·罗默,2011)。可见,政府的职责是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实施以补贴为主要方式的产业政策。

五、经济学亟待回应的若干问题

经济史上每一轮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的经验都表明,一方面,已有的技术并不会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和网格上面都充分渗透,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在所有群体间的均等分享。流行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假设,在解释这类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缺口方面颇显捉襟见肘。鉴于人们普遍观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其经济社会后果方面具有史无前例的颠覆性,经济学无疑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才能抓住和用好新机遇。

首先,反思长期主导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是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遭遇失败却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根源。他的观点可以分别用一个陈述、一个判断和一个例子来解释(Friedman1953)。就经济学的目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且有意义的预测。由此他得出的判断是,实证经济学较之规范经济学,更能够帮助人们在何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上面取得一致看法。至于实证经济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举出一个臆造的事例,即树叶出于追逐阳光的动机,通过自己行为的调整,形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树叶密度,由此得出“假说中的各种矛盾之处皆不重要”的结论。

这种实证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演变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放弃价值判断的传统依据,甚至还诱导出经济学研究中的不诚实倾向。有鉴于此,罗默以“费曼诚信”与“斯蒂格勒信念”作为彼此对立的学术良心信条,批判经济学中的这种恶劣倾向(Romer2015)。被罗默称为学术生活指南的“费曼诚信”是指这样一种科学诚信,在以证据支撑自己观点的同时,同样把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公之于众。与此对立的“斯蒂格勒信念”则主张,经济学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观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除非有助于人们接受他的事实,任何其他事实都不重要。

经济史表明,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从未能够自然而然地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技术渗透,然而,经济学却始终不渝地假设涓流效应的存在。把“斯蒂格勒信念”与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做一交互印证,便可以看清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不遗余力地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却刻意忽略甚至掩盖所有不利于己的“已经观察到的事实”。

其次,应该以理论圭臬还是现实需要决定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一旦可以排除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误导,我们就需要反思经济学自身,以便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解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化产出的问题,相应地,经济增长理论则是如何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实现总量扩大的学问。然而,这里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却遗失了经济增长或者最大化产出和总量扩大的目的本身。

所以,经济学绝非只研究最大化产出和增长,也必须关心分配和分享,规范经济学提出的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着眼的福利目标,以及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政策选择,在经济研究中须臾不能或缺。特别是,既然经济史反复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涓流效应,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远离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影响,而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从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然而,面对收入分配问题和技术渗透问题,分别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尽相同,因而解决问题的着重点也应有所差别。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

近年来,面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的讨论(宁越,2017)。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论证逻辑,人们通常要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来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例如,哈耶克指出,经济计算所依据的“数据”并非由一个能够据此做出决策的单一大脑所获得,而且也绝不会如此(Hayek1945)。既然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一方面,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信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需要千千万万企业家或其他当事人,在不断试错中才能决定何种知识和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产生于企业家选择失败的切肤之痛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激励。

然而,经济学家沿着这个方向参与这场争论,却是在走死胡同。面对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和无限发展空间的大数据,即使不是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证明,我们已经不再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无须假设只有在试错中才能筛选出可供决策使用的正确信息。其实,经济学不该对价值判断遮遮掩掩。当下提出所谓计划经济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执新技术发展之牛耳的巨星企业所有者或代理人对于自己在未来社会中控制地位的判断和意图。凯恩斯有句名言:“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事实上,既得利益一定会早于思想存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产生的是坏的影响力。

六、结语和政策含义

本文得出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并不存在所谓涓流效应,涓流经济学或者渗透经济学都只是神话而已。只有与时俱进地在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之间做到最适合的平衡,才能把新技术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实现包容性发展。一个值得进一步阐述的问题是,中国经验在这个讨论中的意义,以及这个讨论对中国的含义。

按照施瓦布的时间划分,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1840年期间,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891-1910年期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1960-1999年期间,21世纪以来便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克劳斯·施瓦布,2016)。每一次工业革命又分别与特定版本的全球化相重合或者相交叉。由此可见,中国显然是完全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可能提供的赶超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被抓住,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以及面临着的正在来临的全球化4.0,中国已经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虽然在整体上并不处于科技发展的前沿,由于消除了阻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制度障碍,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学习技术和管理,中国得以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赶超速度。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中国也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成比较优势,把人口红利兑现为增长源泉。在1978-2018年的40年中,中国以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能达到的年均9.4%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总体来说得到了分享。由于从国情出发,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推进方式,没有造成休克疗法那样对民生的冲击,改革开放本身因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而获得各个社会群体的支持。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既转化为比较优势,支撑了经济增长,也扩大了就业数量、提高了就业质量,从而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虽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群体之间都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现象,诸如基尼系数等指标也较高,但是,这种差距是在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的收入水平同时改善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个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本身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再分配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不断得到增强。

在总体上科技水平尚未处于前沿位置,因而享有后发优势的条件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生产率的提高途径呈现梯度性。第一个层次是由相对前沿的地区、部门和企业,通过借鉴和吸收国外技术,以较小的赶超代价和创新风险,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改善生产率;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劳动者就业扩大、收入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相统一的库兹涅茨过程。这个过程也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人口红利而来的经济增长源泉迅速式微,诸如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缩小意味着后发优势的减弱,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引领。传统比较优势终将丧失,参与全球分工亟待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新技术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新版本,为中国实现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抓住这个机遇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和开放力度。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改革开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具有越来越少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的情况下,对面对技术变革脆弱群体的保护,以及增进技术变革对弱势市场主体的渗透力,特别需要探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之间的新的平衡点。

首先,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依靠具有创造性破坏性质的自主创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具有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趋于减弱,特别是不能充分保护在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群体。因此,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在内的政府再分配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国家整体科技更加接近前沿水平,许多领域已经处于前沿的条件下,技术能否渗透到整个经济,是否会产生技术渗透的中梗阻现象,会受到垄断倾向、体制障碍和产业政策的影响。这要求政府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应该更加体现竞争中性原则,加大监管和反垄断力度,使国民经济整体均衡地获益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

来源:《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 第 2 期)


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

杨春学

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但他们内部对自由市场的论证却是基于对市场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理论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两个群体之间,在下述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绝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协调过程?价格传递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芝加哥学派的论证,遵循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以均衡理论来论证市场的最优性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马歇尔均衡范式来为自由市场的效率辩护,而卢卡斯等较年轻的一代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为之辩护。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当一种启发式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一种近似的解读。因为,市场失灵在理论上正是从这种模型中推导出来的,且不说这种模型本身还存在着某些根本性问题。但是,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却坚持认为,只要对阿罗-德布鲁模型做一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纯粹形态的论证,一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进”呢?那就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榜样,增添“理性预期”之类的假设。理性预期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而且确切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机制,由此可以形成关于工资、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一假设的理论自信,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将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卢卡斯供给函数”,它依赖于所谓劳动供给的“跨期弹性”。根据这一假设并结合理性预期假设,卢卡斯和追随者坚持市场会自动快速出清的观点。再加上货币中性论,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政策无效”的结论。有人甚至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政府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改进”?研究一般均衡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早就坦诚地指出:“(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没有听从哈恩的警告,走得更远。在上述所谓“改进”的理论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失业、有限理性、经济泡沫等现象,也不存在行为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这类现象都通过假设而消失在视野之中。正如福克斯所评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就开始质疑理性市场理论,揭露它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现实依据。在20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摧毁了该理论的主要支柱,但是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结果,理性市场理论仍然充斥于公众辫论、政府决策和私人投资中,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8年的市场崩溃前夕。”卡西亚把这种现象恰当地形容为是“乌托邦经济学的胜利”。

新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上述论证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路径,误解了自由市场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

第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自由市场的最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世界所充满的各类不确定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最优”最多只有一种适应性效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概念来解释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合成推理的谬误”。拉赫曼明确指出:“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正如米塞斯说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缺乏此类一致性,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在一个经济系统之间,许多市场中的个人行动相互和谐,这是一个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哈耶克。在他看来,如果使用纯粹的选择逻辑,用均衡概念来解释纯粹的个人行为(例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个人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但就个人在特定时间上的主观认识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种纯粹个人选择逻辑的产物。关键在于从个人均衡转向社会均衡时在概念上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步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新因素”呢?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如何协调个人之间不同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有参与者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真正的解释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解市场的正确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过程。这是一个由一系列发现造就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只存在一种学习和适应性效率。正是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拓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描述和分析这种过程,只能运用“复杂现象”理论。

第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价格的本质在于:通过市场过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地利用分散存在于各个参与者身上的“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从而有效地对付充满在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模型来解释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价格的本质。它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最大化逻辑思维,所有的行为主体被“给定”大量信息,从“给定的”技术演绎出“给定的”成本,从中又演绎出“给定的”价格,完全误解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这种误解,使兰格等人也能够借助这种经济学,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学术史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和价格本质的理解是无用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事实上,价格体系之所以可以充当信息交流机制,完全是因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给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换和竞争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在事前,人们拥有的只是特定时空的零星知识。在事前,市场参与者并不能确知消费者对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清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这些商品,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资源配置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价格对个人“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进行编码,形成新的价格和显性知识。由此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最优过程,而是一种可以动态修正的过程。

第三,只有市场过程理论,才能充分揭示出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均衡理论中,个人选择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数学计算,看不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此不同,在市场过程理论中,市场的本质就在于给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现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谋利机会的自由。正是通过这种机会,个人可以充分表达、展现和发挥个人的自由。因此,柯兹纳说:“不仅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要在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选择一种自由市场理论,最好的选项也许就是要有效地容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家很喜欢《铅笔的故事》对市场机制的那种寓言式的描述。但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包含的内容,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而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证很远。对这一选项,非奥地利学派的最强烈支持者,也许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他认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即竞争如何发挥作用),就像一份“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图,却没有描述城市之间的道路”,是无用之物。他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衡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念。”当然,布劳格的呼吁有点极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力图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形成某种折衷主义的理论形态。

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 第 10 期)


时政热点

年底前出台措施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最迫切问题(权威发布)

丁怡婷

  不少老年人因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在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充分保障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困难的老年人的基本需求。

  在2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介绍,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有多种形式。第一类是保留传统的纸质凭证,比如不会扫码或者不方便扫码的老年人,可由社区、医院提供纸质证明通行。第二类是专设老年人服务通道,主要是设立无健康码通道,以及在各类生活服务中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等。第三类是保留人工服务,让窗口服务、电话专线、引导人员更好地帮助老年人。

  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卢向东介绍,方案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围绕老年人出行、就医等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7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

  针对一些老年人不会上网的情况,方案提出,“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表示,将继续推行“健康码”信息整合和互通互认,对老年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行程卡”作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有条件的地区和场所要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设立“无健康码通道”。

  就医方面,王海东说,医疗机构、相关企业要完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畅通家人、亲友、家庭签约医生等代老年人预约挂号的渠道。此外,要进一步优化老年人网上办理就医服务、完善老年人日常健康管理服务,“绝不能让一位老年人因不会运用智能技术而挂不上号、看不成病、办不了事。”

  日常消费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介绍,将全面开展拒收现金集中整治和长效机制建设工作,通过暗访、巡察等方式开展摸底调查,建立违法主体名录库进行重点跟踪,对涉及公共服务、民生及公众关注度较高、影响范围较大的拒收现金主体,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惩治。“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们将组织有关金融机构改进服务,运用一些移动设备延伸服务触角,主动上门或者远程办理金融业务。”

  出行方面,方案提出,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服务、便利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提高客运场站人工服务质量。“我们要求各地保持巡游出租车扬招服务,充分发挥95128等电召服务的作用;对有固定用车需求的老年人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在各地组织爱心车队、雷锋车队等,提供一对一的结对保障服务,保障老年人不会上网或者没有手机也能打车。”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蔡团结介绍,交通运输部也在引导鼓励网约车平台优化约车软件,增设“一键叫车”功能,降低老年人的操作难度。

  “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兜住底’的同时,还要‘能兼容’,即紧贴老年人需求特点,加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赵辰昕认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负责人隋静透露,近期计划开展专项行动,聚焦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特定需求,推动相关网站、手机APP改造,鼓励企业提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等。“我们已经在筛选一批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手机APP,动员他们进行适老化和信息无障碍改造。在字体大小、字体色彩、语音阅读、文字输入提示等方面尽可能考虑老年人视听方面的困难,改善使用体验。”

截至去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根据方案,到2020年底前,抓紧出台实施一批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最迫切问题的有效措施。

来源:《人民日报》( 20201127日 第 02 版)


推动中国—东盟“政党+”合作

李 纵

1126日,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国家政党首次对话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东南亚国家近40个政党的近300位高级别代表参加对话会。

与会政党政要围绕“共抗疫情挑战”“共建繁荣丝路”“共促经济民生”等议题进行充分交流。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等政党领导人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衷心感谢中国为东盟国家应对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健康丝绸之路、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各国政党通过多方式、多平台,分享防控疫情、复工复产的经验做法,开创“政党+”合作新模式。“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与东盟各国加强合作,为地区人民造福,为人类谋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宗旨。”印尼大印尼行动党副总主席苏吉约诺表示。

后疫情时代加强交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这是各方共同愿望。7年来,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稳步推进,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疫情下更成为提振地区经济的重要引擎。中老铁路、中马钦州产业园、雅万高铁……一大批项目落地,有力促进了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我们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地区国家更多民众脱贫致富。”缅甸傈僳民族发展党主席瑞民表示。

“建议东盟国家政党和中国共产党加强研讨培训合作”“建议开展智慧城市合作”……对话会上,各方围绕当前形势和各国经济复苏发展的任务,就如何为更好擘画中国—东盟合作的未来贡献政党智慧,积极建言献策。“希望本次对话会进一步强化地区政党在各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菲律宾国家团结党副主席罗米欧·阿克普说。

各方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对地区合作的重要带动作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为东盟各国同中国深化大项目建设等各领域合作创造新机遇。”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代表丁乌伦说。

“中国将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联部部长宋涛说,“一个拥有14亿人口超大市场、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奉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中国,将成为地区经济增长之源、活力之源、稳定之源。”

来源:《人民日报》( 20201128日 第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