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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科研信息 2020年第8期(总第15期)

发布者:管理学院 发表时间:2021-01-07 浏览次数:


本期编辑:李航、田丹梅、游婷、王亚奇

审核: 刘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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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知识传统的想象力”: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性建构空间

道德三重样态的内在张力及其调适

智慧物流的新基建:一单,一码,一单元

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与思考

杨春学: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我也是大桥建设的一分子”

在世界大变局中引领前行的方向——二〇二〇年中国元首外交综述

《管理学院科研信息》(内部参考)管理学院科研科

2020年第8期(总第15期)20201228

社会工作

“知识传统的想象力”: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性建构空间…………………………………3

道德三重样态的内在张力及其调适…………………………………………………………18


物流管理

智慧物流的新基建:一单,一码,一单元……………………………………………………30

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与思考……………………………………………………………………34


财务管理

杨春学: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37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41


时政热点

“我也是大桥建设的一分子”………………………………………………………………45

在世界大变局中引领前行的方向——二〇二〇年中国元首外交综述……………………46

社会工作

“知识传统的想象力”:社会学本土化的反思性建构空间

姜利标

内容提要:如何生产具有解释效力的学科知识以及如何提升学科话语的世界地位,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必然遭遇的行动议题。通过对社会学传统研究发现:知识在生产过程中会预设人性状态的假定;此外,知识生产也时刻关注日常生活的情境变迁过程。人性状态假定和社会情境变迁,将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知识生产关注的核心要素。针对如何寻找知识生产的有效切点,时态序列立场的引入能为既有社会学传统提供认知性解析和参照性灵感。实际上,既有知识可以化约为社会情境现在时视角下的例行性事实和社会情境将来时视角下的未知性事实两种传统,不过这两种立场都没有留意到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下的模糊性事实。因此,具有联结社会情境例行性和未知性的模糊性事实,或许能给社会学本土化知识发展带来实践性突破。

关 键 词:知识传统;人性状态;情境变迁;时序化约;模糊性事实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话语生产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实践机制研究”(16YJC840007);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话语生产视角下中国社会学的反思性实践研究”(2019M225136)

如何生产具有解释效力的学科知识以及如何提升学科话语的世界地位,成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必然遭遇的行动议题。针对学科发展的现实态势,学界近年来关于本土化路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自然过渡策略”①和“能动调和策略”②两种代表性观点上。其中,前者倾向以国际化标准为社会学的发展参照,强调知识或话语是学科规范发展的自然结果;后者则注重知识生产主体的独立意识和自主地位,强调知识或话语是具体情境能动调和的结果。其实不论是自然过渡策略还是能动调和策略,都无法回避知识生产的前置性要件即社会学文本传统,它既是学科发展历程中的知识积淀,也是“社会学合法性建构的思想渊源”。③如果本土化绕开文本传统而谈路径抑或策略的话,最终难免会“跌入知识建构的想象力枯竭状态之中”。④因此,社会学本土化还需客观审视既有文本的知识传统。

一、起点假定:社会学知识传统内隐的人性状态

由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在于形成共识性学科话语或知识,从而有必要对既有知识传统采取再认知抑或元分析的审视策略。其中,再认知策略在于更好地延续社会学知识传统的合法性,而元分析策略则为了寻找知识生产背后的逻辑共性。通过对社会学传统的审视发现,思想家在生产过程中已潜在预设了人性状态的假定,⑤只不过他们习惯将该问题当作既定前提搁置起来,并坚信社会情境中的人是“社会化的人性生存状态”抑或是“本能化的个体生存状态”。⑥鉴于这种事实性的存在,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的讨论还需对“既有传统之实际潜存的人性状态进行人类学考察”。⑦

首先社会学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会假定社会情境起源于猿科进化后的人类行为,即当人类有意识地使用劳动工具时,也就意味他们开始和动物种群进行分离,并“逐渐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⑧只不过人类凭借后天发展起来的语音、姿态以及意义系统等,在“简单、即时的沟通和交流基础上”⑨又进一步与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相区分开来。这股具有解放和创造动力的行为意识,进而驱使人类步入社会生活的原始时代。由于这阶段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还比较羸弱,从而需要“建立起社会内部相对一致的集体秩序感,借以化解他们可能遭遇到的日常生活危机”。⑩当这种质朴生存理念在日常生活弥散开来时,也就相应成为社会成员所默认的行动法则。在蒙昧人性状态的引导之下,个体逐渐懂得彼此相互协作、相互帮扶的重要性,也能适应最简单化的集体生活方式。正是出于对纯朴自由生活的憧憬,蒙昧人性状态假定也让有些思想家向往过上“自然理念下的生活方式”。(11)

继蒙昧人性状态之后,社会学家认为人类社会已演化出压制人性状态,并主张这种状态与社会变迁的三个因素密切关联:其一,扩大的群体生存规模,致使生活经验丰富的个体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者。与此同时,个体所在的族群之间也在不断围绕生存资源发生控制、战争和吞并等行为,催生出“具有群体利益意识、边界认同意识的部落民族国家形态”。(12)其二,通过圈养、种植、采集、开垦等系列化生存技术,人类已将“匮乏性的物质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相对剩余的物质生活方式”,解决了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危机。这时占据独特地位的个体抑或少数群体,在采取公开抑或隐蔽方式积累社会财富时,也逐渐掌控了社会成员的生存机会,最终导致群体内部分化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两大阵营。其三,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体或群体,会积极设置体系化的治理保障机制来确保他们的自身利益。譬如,建立规范化的日常生活伦理和道德准则,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和意识的软化控制;将社会资源和生存机会进行集中控制配给,以此激发群体的认同感;等等。

当个体自我独立意识不断觉醒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满足现实利益的格局。这时启蒙时代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成为个体权利意识明确化的催化剂,进而激活了社会成员“为权利而斗争”(13)的反抗情绪。从而如何有效维护个体的合法性权益,成为社会成员不懈追求的生活目标。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吊诡的地方在于,虽然个体努力地抛弃自我过去备受压抑的生活方式,但最终仍被制度所压制甚至“沦为制度的俘虏”。(14)“制度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殖民”,(15)致使人类美好的设计理念异化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常态事实。

不过,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暴力性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歧视运动以及绿色运动等,在向国家索要个体基本权益时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并经自下而上力量催生出一种可以与权力顶层“商谈协作的理解模式”。(16)另外,伴随地区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社会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开放式对话和交流机会,特定区域的活动空间边界以及生活方式也正在被更加现代的生活理念所吸纳和整合。在频繁、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互动背景下,个体不仅开阔了自身的认知视野,同时也丰富了现实自我的体验感。即使商谈协作共治模式发展进程还比较曲折,但独立、自主的个体生活品性已逐渐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想目标。

实际上,人性状态并不是简单对应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反它在具体生活情境之中反而存在交叉抑或过渡性地带。这也从侧面说明,社会学传统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已事先简化抑或搁置了复杂的人性状态事实。譬如,当原始社会的个体以蒙昧人性状态出现时,随后延伸出来的压制人性状态也可以弥散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境之中;而异化人性状态则容易发生在现实与理想生活图景存在张力的历史情境之中。但是不管历史进程朝什么方向发展,自主人性状态将成为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共识。从而这种内隐在社会学传统里的人性状态假定,可以成为后续知识生产的经验参照。

二、建构根基:社会学知识传统直面的情境变迁

社会学是一门关注“现代社会变迁的科学”,(17)注重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发展过程以及发展后果等,成为这门学科知识生产的建构根基。当社会学无法回避人性状态的前设假定时,实际上本土化运动还可以从社会情境的特定性质寻找切点。大致来看,社会学知识传统所集聚起来的情境性质表达大致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世界社会以及风险社会”五种类型。

从社会学学科规范化角度来看的话,事先论述社会情境工业化性质的思想家为涂尔干。他在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情境时,系统分析了当时社会性质的变迁过程。在涂尔干看来,传统同质化的社会分工方式正在被多元化的职业分工体系所替代。不过,由于转型中的社会在摧毁旧道德规范时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社会规范共识,从而获得政治、法律独立的权利个体便在失序的社会情境之中无约束地追逐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利益,最终致使“社会秩序出现道德失范的现象”。(18)如果说,涂尔干关注到现代社会工业情境状态下的“职业分工、秩序变迁以及规范治理”面向的话,那么“机械化技术生产”和“科层化组织管理”则成为工业社会成熟期的典型特征,即侧重“以生产为核心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并试图运用机械化技术和程序化管理将自然资源转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商品”。(19)其实在面对以土地资源为运转中轴的工业化早期抑或中期社会形态时,社会情境工业化晚期反而更加注重以“知识资源为社会发展的运转中轴”。(20)实际上,不论是社会情境工业化早期、成熟期抑或晚期阶段,社会学关于情境工业化性质的讨论,仍没有及时捕捉到社会情境变迁背后的具体运作机制,而这正好为其他认知性视角预留下知识生产的空间。

当以生产为核心运作机制的工业社会迈向自身发展的黄金期时,如何消化由生产所带来的过剩化产品,成为社会后续转型所遭遇的情境议题。这时社会不再以商品生产的市场化发展为导向,相反以“个体多元化的有效需求为目标”。(21)这种在品味多元化基础之上所确立起来的社会化生产模式,逐渐摆脱了市场所奠定起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互依存的商品发展规则,进而过渡到由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填充起来的虚拟商品生产逻辑之中。如果说,个体消费偏好中的象征价值主要追求集体心理认同的话,那么符号价值则更多致力于社会情境个体消费的意义性需要。只不过,个体所消费的符号仍需经市场运作,然后在“机械、技术和科层体制的组合中完成生产的逻辑”。

个体对商品的需求偏好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反而更加侧重于需求过程中的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最终导致符号成为社会情境的一种消费时尚。当商品以符号或意义形式存在于特定社会情境之中时,也就意味个体在仿真、复制时代的生活世界里难以寻找到实质性物品的本身,“符号构成日常生活的真实”。(22)从而现实生活所需求的一切都将沦为符号吞噬的对象,符号反而成了社会情境发展的逻辑动力。

真正颠覆个体对社会情境的感觉认知,则归于网络社会的“无形之手”,即在信息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现实生活已被网络社会所复制、重叠和交叉。这时候的社会,已不再是个体经验所能纯粹感知到的外在情境世界,相反它随个体网络经验熟悉程度抑或所掌控的网络信息质量而发生认知性变化。社会成员对网络技术越熟悉抑或所掌控的网络信息质量越高,也就意味着他们越能适应建立在信息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形态;反之,则难以融入现实生活的情境之中。因此,建立在信息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不仅改变了个体经验的日常感知方式,而且还重塑了现实情境的秩序化格局。针对信息科学技术给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目前有两种代表性认知立场:其一,主张将网络社会和实体社会区分开来,并“视前者为社会发展情境的独特生活形态”;(23)其二,提倡将网络社会视为实体社会的背景补充框架,进而从“总体角度来看待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趋势”。(24)其实这两种立场都试图表明,由信息科学技术所催生出来的社会形态已成为个体日常生活所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信息科学技术在引发社会情境虚拟性变化的同时,也造就了“全球化情境的发展趋势”。(25)最早隐喻“全球化社会”来临的学者为麦克卢汉,他在盛赞信息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宣称我们即将生活在“时空压缩的地球村之中”。(26)实际上,社会情境全球化早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就已开始,只不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全球化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当全球化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并通过市场运作将不同区域力量整合在一起时,必然致使社会情境出现连带捆绑效应。这时候的全球化情境已不再简单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相反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总体领域的全球化。只不过社会情境全球化联结的核心,仍在于推动全球同一性的经济发展领域。另外,由于现代经济发端于具有市场优势的先发国家,从而他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借助资源供给、单边规则抑或风险转移等手段,将全球市场打造成“中心-半边缘-边缘”(27)的秩序化格局。实际上,先发国家所确立起来的全球化情境联结本质,仍然属于建立在“整个世界不均衡、不平等的发展现实基础之上”。(28)

其实社会学传统在强调社会情境变迁的同时,往往疏忽社会行动抑或社会情境所带来的意外性后果,尤其那些容易对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冲击的后果。如果说“就业、贫困、分化、角色”(29)等现象,是传统社会日常生活情境所制造出来的分化性差异事实的话,那么充斥在社会情境之中的风险则成为当下社会所无法回避的议题,进而成为社会学直面情境变迁的现实素材。因此,不论是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网络社会、全球化社会抑或风险社会等,它们都是社会情境性质得以被建构成知识话语的逻辑性表达。也就是说,社会学知识的增长离不开对社会情境性质的关注;反之,社会情境性质的变化,必然推动社会学知识的建构性发展。因此社会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还需密切关注日常生活情境的性质变化。

三、时序化约:社会学知识传统的情境解析

由于社会情境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基本时态的定位,从而对情境文本知识传统的审视,还可以从时序化约的角度来进行解析。大致来看,既有关注社会情境的研究传统可以化约为两大时间序列立场,即社会情境的现在时和社会情境的将来时传统。(30)其中,前者知识生产的重心主要置放在社会情境的“生产特性、消费特性以及全球特性”等维度的性质论述上;而后者则主要聚焦于社会情境的未来可能性状态抑或偏重个体所想象的情境特性。

首先在社会情境的现在时研究传统中,工业社会视角试图透过生产机制来关注社会秩序议题。这种立场强调,生产是日常生活的动力机制且社会需要借助生产才能得以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人性状态的前设假定上,工业社会视角认为社会存在异化人性抑或自主人性两种状态。前者主张社会对个体具有约束力,个体所生活的社会并非他们所期望的真实情境;而后者则假定,个体都是自我生活的主导者且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生活的权利和意志。正因为工业社会视角下的情境研究具有人性状态的两种前设立场,从而文本知识生产背后也更多呈现出悲观抑或乐观的价值情怀。

对社会情境消费视角的研究而言,社会发展动力已由生产领域转到消费领域。注重消费行为、消费心理给个体日常生活抑或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影响,成为该文本知识传统所关注的重心。它与社会情境工业视角不同在于,事先假定个体都能按照自我欲望来面向生活,且能自主行动以及承担相应后果。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受益于,由个体欲望所建立起来的合理化分工体系。不过,当多元性、可替代性以及仿真性的消费物品逐渐充斥日常生活时,也就意味着个体的消费行为逐渐偏离自我理念所欲求的初衷,这时的“物”俨然成为个体行为选择的外在驱动力。而行为主体则逐渐沦为“物的附庸”,最终由消费欲望所催生出来的“物体系”演变成了社会情境的主宰者。因此,社会情境消费视角下的文本知识传统,其立场存在由乐观向悲观过渡的转变历程。

既没有将审视社会发展的重心置放在社会情境的生产机制上,也没有偏重由消费欲望所建立起来的“物的体系发展逻辑”,社会情境现在时世界视角反而转向物质资源分配以及国际事务分工等现象的机制运作上。这种视角认为,即使整个世界变成相互依赖的统一体,但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逃离发达国家的压制,最终还是会形成“以发达国家为核心、以发展中国家为依附”的体系化秩序。不过当全球化浪潮成为社会情境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时,也就意味着体系边缘国家的生存环境将变得更加艰难,进而舍弃发展自主性并保持发展依赖性,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社会情境现在时世界视角下的文本传统,会存在对边缘民族国家的同情化立场。

当文本传统以风险为切点并研究风险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时,知识生产的关注焦点已转移到社会情境的可能性状态之中,风险开始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关键词。在“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情境里,日常生活的个体仅能凭借自我的有限经验去感知即将到来的可能性风险,但却永远无法消除由自我内心所弥散出来的未知性风险。这时风险就像无处安置的“幽灵”,时刻飘荡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风险视角下的社会学知识传统认为,社会情境会持续受到不可预知抑或潜在的风险缠绕,并且这种状态将渗透在社会成员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

在社会情境将来时信息视角下的研究传统中,资讯反而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要联系性媒介。这时文本知识传统将重点关注资讯给个体以及现实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个体而言,如何在繁杂叠加的信息丛中捕捉到有利的资讯并让资讯成为自我日常生活的福利,将是这种情境状态下他们行动的主要目标。此外,由于每位个体都寄希望于借助资讯来满足自我生活的日常期望,从而也让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

简而言之,不论是聚焦社会情境现在时特性的知识生产传统,还是侧重社会情境将来时的知识生产传统,时态序列能给既有知识形态提供一种文本解析的视角。与此同时,这种立场也能为社会学本土化提供关注策略,即可从既定社会情境的时态分析视角出发,寻找社会学本土化知识生产的参照性灵感。

四、双重实践:社会学知识传统生产的典型模本

虽然时态序列立场能为社会学知识传统提供解析性视角,但学科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寻找到可操作的参照经验。由于既有知识传统主要涉及现在时和将来时两种立场,从而知识生产也就相应存在两种典型化的实践模本。

首先,社会情境现在时视角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描绘日常生活的结构、文化、行为、组织以及语言等现象,并寻找它们背后所可能存在的社会运作机制。这时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取向以及行动取向,都关注到社会情境现在时的例行化特性,从而成为该时态序列下的两种代表性范例。其中结构取向的知识生产方式,将体系建构前提置放在社会情境规则优先的基础之上;而行动取向则强调知识建构前提在于行动者的主观创造能力上。也正由于社会情境现在时视角的两种不同建构取向,致使例行化分析产生出“宏观与微观、客体与主体、结构与行动”之间的知识张力。

作为社会情境例行化分析的集大成者,吉登斯认为情境中的结构并非纯粹外在客观的规则或规范,反而结构可以通过“社会情境的行动过程得到再生产”。(31)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催生行动以及行动促进结构的再生”会不断发生在社会情境中的特定时空里,最终成为社会秩序延续的例行化常识。而这种例行化特性也相应构成吉登斯分析社会现象的基础。正是受益“行动者只负责去做、而不过多反思为什么去做”(32)的例行化实践意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才得以成为可能。

由于互劝行为属于日常生活秩序例行化分析的核心,进而吉登斯主张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需回归到个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随后他指出,虽然社会情境现在时视角下的结构取向或行动取向都已注意到特定时空情境对互动效果的影响,但这两种取向都没有处理好时空例行化的具体特性,而这点恰好被时空地理学的定位分析所弥补。在时空地理学观点看来,个体日常活动会在时空情境里呈现出“五点特性”:(33)第一,个体的身体与生活环境密不可分;第二,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生命周期限定;第三,个体日常活动受制于发生事件的次序影响;第四,个体在空间中运动其实也是在时间中运动;第五,社会情境中的互动容量有限。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地理学的定位分析仍无法解释个体日常生活之中的“可逆时间观念以及缺场互动行为”。实际上,日常互动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特性,都是例行化分析视角下的相对结构场景中发生的行为。

对吉登斯而言,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分析还应该区分出“面对面交往”以及“日常接触行为”两种类型。其中,“面对面交往”需要通过互动双方的语言、举止、服饰等前台印象来进行共同在场交流;而转瞬即逝的“日常接触行为”则主要体现在时间的绵延流上,与此同时还突显出了行为可接触到的空间边界。正是通过“互动时间序列性的间隔”以及“日常行为例行化的参与界限”,(34)行动者才有效维持住接触互动双方的礼貌性距离。实际上,不论是面对面的交往还是日常接触行为,吉登斯强调互动者都需要借助“谈话轮次”(35)来保持特定情境交往的秩序感。因此,他在社会情境现在时视角下所展示出来的时态序列分析目的在于,突显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时空情境的例行化结构特性。

然而在社会情境将来时视角中,研究者并非单纯聚焦日常生活的互动行为以及由互动所衍生出来的制度组织或生活模式,相反而是转移到社会情境里的不可预知性风险抑或乌托邦式的社会理念憧憬之中,这时“未知中的可能”成为社会情境将来时知识传统的典型特征。从而该视角下的风险研究抑或乌托邦式想象所勾勒出来的知识图景,总是充满现实生活的焦虑感,并试图寻找既定情境之外的本体性安全。在社会情境将来时视角下的知识传统里,贝克无形之中为“社会学的发展打开了不一样的窗口”,(36)即从社会情境将来时视角推动了知识的发展。

在贝克看来,经验有限的个体始终无法得出风险到底何时发生以及怎么发生的客观性判断,从而试图以“文明的火山口”(37)来隐喻日常生活可能随时存在的情境风险。基于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弥散特性,贝克断言人类社会已经来到“世界风险情境的状态”。(38)对他而言,社会学知识生产必须要将情境认知范式从“第一现代性”转移到“第二现代性”的思维立场上。而至于如何获取这种认知性思维,贝克则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可能面对以及可能体验到的情境形态入手。

贝克认为,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情境性质变化主要发生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两种形态上,从而如何理解社会情境性质状态的变化成为知识建构的前提。如果说,工业社会主要以财富增长为发展目标的话,那么风险社会则主要以规避生存危机为行动目标;工业社会里的少数人掌握着大多数人的命运和财富,而风险社会里的所有成员都将面临风险,只不过占有财富的人可以相对减轻风险的冲击程度罢了;工业社会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提高社会成员的普遍性福利,而风险社会的政治问题则在于如何让风险也成为政治决策所关注的范畴。贝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主张,社会整合动力需要在“焦虑促动型团结”(39)氛围中凝聚社会力量并重建政治宣言,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传统政治“有组织不负责任的运作方式”,营造社会成员共同期待的美好生活未来。总的来说,在面对社会情境不可预知的状态时,贝克注重以或然性焦虑抑或警惕性宣言来重建知识生产的逻辑。

其实,不论是吉登斯社会情境现在时视角下的例行化分析,还是贝克社会情境将来时视角下的未知性分析,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社会情境的时态序列立场分析已成为知识生产的典型模本。从而社会学在本土化知识生产中也可以从传统模本里汲取情境时态序列的建构策略经验。

五、时态想象: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拓展空间

如果社会学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仍聚焦于社会情境现在时抑或社会情境将来时状态的话,除非情境自身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否则这种本土化知识生产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当然,这里不是强调社会学知识生产可以为了本土化目标而别出心裁地从事本土化实践,实际上学科本土化的关键还在于,如何从学理角度寻找到既客观又合理的切点。通过时态序列的引入发现,既有知识传统的生产逻辑可以纳进社会情境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分析序列之中。其中,关注情境当下状态例行化特性的现在时和关注情境未来状态的将来时,都没有留意到时态序列所存在的现在完成进行时立场,即忽略了“社会情境所发生的当下现象或行为有可能影响甚至延续到未来的生活状态”,难免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遗憾。

时态序列中的现在完成进行时立场对社会情境的认知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上:其一,强调社会情境中的现象正在发生或已明确发生过;其二,注重当下社会现象对未来结果的绵延效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采取现在完成进行时立场分析社会情境时,既带有情境现在时视角的知识建构痕迹,又蕴有情境将来时视角的知识生产策略,从而可以成为社会情境现在时和将来时知识生产的逻辑连接点。

实际上在社会学既有知识传统里,研究者很少关注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的视角。即使他们关注到社会情境时态序列中的时间特性,但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最终还是滑向情境当下的现在时立场抑或情境未来的将来时立场。如带有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韵味的“未预知性后果”概念,最终被默顿隐没在他的功能分析范式思想里。而吉登斯则从行动反思性出发,将“未预期性后果”纳进他的结构化分析框架中,并视为“下一个行动未被认识的条件且可能产生风险的行动前提”,(40)又盘活了该概念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

其实,社会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的忽略,主要受该时态序列所存在的现在时和将来时立场偏向影响。即当时态序列立场偏向社会情境现在时时,知识生产重心就会落在当下日常生活之中,并总是试图通过对既定情境的认知来构建知识体系;而当时态序列立场偏向社会情境将来时时,知识生产重心则以既定情境现象所可能产生的积极想象抑或消极后果为基础,进而以构建美好生活秩序为体系化知识生产的目标。正因为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会出现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立场偏移现象,从而相对于现在时抑或将来时视角所生产出来的最终知识而言,这种立场自然很难引起学术共同体的重视。因此,在社会学本土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引入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并将知识生产切点定位于社会情境里的模糊性事实,具有以下三方面知识生产实践的合理性:

第一,从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构成来看,由于既有知识传统大多集中在社会情境现在时的例行性事实和社会情境将来时的未知性事实上,从而很少留意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的模糊性事实。因此引入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可以有效增补既定情境事实认知的类型完整性。第二,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动态视角转换来看,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的模糊性事实,能有效链接社会情境现在时的例行性事实和社会情境将来时的未知性事实,即对社会情境模糊性事实的关注,仍可以在知识建构过程中转向情境事实的例行性抑或未知性面向;与此同时,对社会情境的例行性抑或未知性事实的关注,也可以最终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转向情境事实的模糊性面向。借助这种既定情境事实的动态认知转化过程,知识生产可以更好地赋予情境事实全面化、立体化的理解。第三,由于知识生产的终极目的在于认识社会和改善社会,从而在社会情境事实的同一性面前,如何破除学科之间的知识界限并形成良性互动的对话平台,也相应成为知识生产的效用前提。而社会情境的模糊性事实探究,则能为知识的跨学科对话提供契机。譬如,针对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下的模糊性事实,当前研究更多涉及的是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等政治学、管理学领域的知识范畴,但如果从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关注情境事实并建构相应知识体系的话,则可以有效提高社会学在解释同一性社会事实面前的学科话语分量。因此可以说,社会情境现在完成进行时视角的引入,具有知识生产过程中跨学科对话的实践性意义。

如何生产客观且有效度的共识化学科知识,成为社会学本土化发展的必然性要求。通过对既有传统研究发现:社会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往往会事先预设人性状态的假定;此外,它也时刻关注日常生活的情境变迁过程。从而人性状态假定和社会情境变迁,可以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知识生产关注的核心要素。而至于如何寻找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切点,时态序列立场的引入能为既有传统提供认知性解析和参照性灵感。简而言之,从时态序列立场寻找知识生产的建构切点,并将关注焦点转向社会情境中的模糊性事实,或许能给社会学本土化知识发展带来实践性突破。

①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②洪大用《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伊万·塞勒尼等《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吕鹏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⑤所谓人性状态假定是指,知识生产者有意或无意将社会现象设想成为由某一种既定的个体行为初衷抑或行为意图所致,进而在前设假定基础上建构相应的知识体系。

⑥社会学的“社会化状态”前提假设默许个体已从本能的动物属性进化到协作的社会属性,从而个体只要蜕变自我的动物本性,就会懂得如何在社会情境中生活。这种关于“人性状态”的知识前提假定,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尤其是个体行为背后的本能化意图。

⑦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⑧[]大卫·克里斯蒂安《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王睿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61页。

[]乔治·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恒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35页。

(11)[]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4页。

(12)[]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页。

(13)[]鲁道夫·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14)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Routledge,2005,pp.123124.

(15)[]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16)[]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22页。

(17)(1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18)[]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22页。

(20)[]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21)[]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页。

(22)J.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4.

(23)M.Benedikt,Cyberspace:First Steps,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1994,p.123.

(2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9页。

(25)“全球化”在英语字典中最早出现的时间为1944年,而相应的“全球主义”概念则在1943年。具体可参见马俊如等《全球化概念探源》,《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8期。

(2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27)[]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第1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3页。

(28)[]安德烈·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

(29)[]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30)由于将社会情境划分为“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三种基本时态序列,当社会学知识以面向个体抑或社会的现实状态甚至个体或社会的未来可能状态时,这时学科知识传统所关注到的社会情境更多地表现为现在时和将来时序列。其间哪怕社会学传统关注到社会情境的过去时序列,其目的还是为了回到现在时或将来时序列。

(31)(32)(33)(34)(3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2-53133197150153154页。

(36)Gabe Mythen,Ulrich Beck: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isk Society,London:Pluto Press,2004,p.6.

(3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38)[]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39)[]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657页。

(40)[]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5页。

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 第6期) 

道德三重样态的内在张力及其调适

刘爱玲

[摘要]基于主客体关系的建构,道德有三种样态为学者所公认,分别为人的个体道德、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和公众的社会公德。在道德实践的真实场景中,道德的三重样态是不断变化、生成的动态系统,具有其内在张力,在交互作用中呈现出个体道德的“个体之利”与社会公德的“社群之善”,行政主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公众的“外在评价”,个体道德的“自由意志”与政治道德的“强制规范”的矛盾关系。构建道德三重样态交互重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道德动态图景是调适道德三重样态内在张力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个体道德;政治道德;社会公德;内在张力;道德互构

样态是相对于实体的概念范畴,是“实体的状况或实体的变化或存在于另一事物之内,以另一事物为凭依而为人所认知的”①。基于主客体关系的建构,道德可以划分为个体人的个体道德、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和公众的社会公德三重样态。唯物史观视域下,道德的三重样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流动性和内在规定性,在交互作用中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博弈关系。道德三重样态内在张力的调适,是消解三者间矛盾,构建交互重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道德动态图景的有效路径。

一、 社会的三种主体与道德的三重样态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②,社会主体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且通过生产劳动满足其现实生活的需要。基于主客体关系建构,个体人、社会人和政治人是社会的三种主要主体,相应地形成了道德的三重样态,即人的个体道德、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公德。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③,道德的基础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因此道德的三重样态具有必然性和无限性、短暂性和有限性的特征。短暂性和有限性表现为场域变化和认知差异引发的道德具体样态的变化和调整,无限性、恒久性是由道德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恒久性。道德的三重样态遵循了道德发展的阶级性、物质基础性和阶段性特征,也表征出不同主客体关系、不同场域下道德的特殊样态。

(一)个体道德样态:自重、意志、理性

唯物史观反对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乌托邦,一切道德都是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主体通过自我心灵的对话,确立自觉遵守的道德定律,这种定律“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④,定律的确定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基于社会生活需要的个体道德是尊重、意志和良知的统一体。马克思概括爱尔维修关于道德的论述指出“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⑤。自尊自重是人对自己内心法则的敬重,也是人对话自己心灵后,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快乐和幸福接受的情感状态。自尊自重强调把自己的义务置于对他人的义务之前,其逻辑是人需要先有对内心法则的敬重,才能懂得爱人、爱邻、爱他人的义务。善良的意志“是单为自己值得高度地被尊崇,而且其为善并不因顾及任何别的东西而为善”⑥,意志在估量我们行为的价值中居于首要地位,是人幸福的条件,也是构成其他一切价值的先决条件。个体道德中,善良意志不是别的,就是实践理性,理性决定意志。理性思考不可避免地对所有已树立的尺度、价值和善恶标准,简单地说,即对我们在道德和伦理中处理的习俗和行为准则,有一种破坏性的效果⑦,因为理性思考可以把人们从凝固的思想中唤醒,保持思想的清醒和思考的活力。良知也是实践理性,它掌管着判断人是清白还是罪责的职责,它是道德主体为其自身所设置的法官,由于内部法官的注视而让他对自己心灵的法则充满敬畏和惧怕,以此规制自己的行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⑧人类精神的自律性要求人思想的普遍独立性,也就是要求人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事物,评价行为。

(二)政治道德样态:正义、合法、利他

政治道德是道德范畴在行政领域的存在形态,“行政事务带有客观的性质,它们本身是已经决定了的”⑨。一方面,政治道德具有阶级属性,行政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基于行政实践的道德也具有阶级性,“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⑩。二是政治道德依借法规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发生作用,“正义的政治制度本身也是一套伦理原则”{11},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

政治道德的主体是行政人员,实践场域是政治活动中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评价主体是个体和社会。政治道德主体的特殊性、场域的规定性和评价标准的外向性特征廓清了政治道德三方面的内在规定性:“正义”是政治道德的首要原则。正义保证了政治目标是为善,它要求行政人员摒弃自我的兴趣和特殊利益,转而关注政治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合理权益。“道德性、合法性”是政治道德的存在前提。行政道德主体具有国家属性,代表国家行政,因此政治道德首要的是按照法律的原则和政治的原则行动。在政治实践中,政治道德通过权利制约保障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和他人的幸福、快乐。“利他、外向”是政治道德的评价标准。政治道德要求“为别人做善事,而其唯一的尺度实际上是他者”{12},对政治道德评价是否为善的标准,不是对行政主体自身是否有利,而是考量其对社会共同体、对政府、对公民等外在主体是否有利。综合而言,个体道德的评价标准是个体向内的为我,政治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向外的为他,社会道德的评价标准是超我的、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为集体。

(三)社会公德样态:公共、责任、公理

社会公德是介于个体道德和政治道德之间的范畴体系,它不同于个体的内向感知,也有别于政治道德的外向感知,是个体道德同社会习俗的有效统一。社会公德是历史生成的产物,具备变化性,是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在公共伦理上的道德修养,即人们认同、践履公共伦理要求所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主要包括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在与他人交往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公共场域(包括实体的和虚拟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个人在主观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行为中体现的德性。{13}

社会公德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14}。马克思强调道德的公共性和共有性。“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切人所共有的。”{15}社会公德能够被最广大的人群所感知,因此具有超越个体心灵和精神感官的、去私人化的、适宜于公共显现的公共领域性。“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无所谓的”{16},使命和任务即为责任。社会公德是自明的,具有公理性,不是以个体的道德判断为准则对事物做出判断,而是以公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来考量事物。社会成员都自明社会公德的规范性要求,并在其规制范围内行动。社会公德同时也是利他和利我的有机结合。所有人类活动都依赖于社会生活,在共同活动中人形成适宜性的社会习俗。这种习俗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规范性,同时也具备利他和利我的交互作用。社会公德的危机的致命性在于社会中的个体,包括我们自己都会处于危机中,因此公共道德要求我们“像爱你自己那样爱您的邻人”。

二、道德三重样态的内在张力与冲突

道德三重样态构成了多维场域中道德主体应当遵循的道德规定性。从道德的功能出发,道德三重样态是个体幸福、政治清正、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但是,在道德实践的真实场景中,由于场域的差异性和道德三重样态的相对独立性,三重样态间时而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博弈关系。

(一)个体道德的“个体之利”与社会公德的“社群之善”的矛盾

道德个体具有单一的特殊性和普遍的社会性,“即具有自为的认识、自为的希求的单一性和认识实体、希求实体的普遍性”{17}。个体的特殊性使其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而社会性是诸多个体的总和,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性存在。个体道德是自我和他我的结合体。个体的特殊性表现为自我,普遍性表现为他我。自我是生命个体的本能,具有利己性。“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个体道德具有利己性特性。“他我”强调我与他人的关系,既人的公共性存在,是将对他人的义务置于对自己的义务之前,是绝对的利他。

在社会突发事件中,个体的利我本能和利他的社会需求间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所有伦理道德的发展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个体人是成员相互依赖的社群一分子。”{19}“社群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信念和目标的社会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规范就是‘共同的善’。”{20}例如,在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对中,社群共同的目标是防控疫情扩散,实现群体的健康有序生活;社群健康是重大传染病疫情管控的价值要求和共同利益。隔离是应对疫情感染和传播的最有效措施,当个体自由和国家管控病毒传播的社群之利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个体之利”让渡于“社群之善”,是实现自身自由的最好方式,自我利益让渡既是个体道德的理智抉择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利他行为。

在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社会成员被铸造成为了个体,相应的社会化责任转变为个体责任,诱发了社会责任与个体责任的矛盾关系。现代社会对个体道德的强调超越了对社会公德的关注,社会公德的整体性被碎片式、割裂式、多元化的个体道德所分化,个体自重、自主的思想政治品格被无限拓展。相应地,原属于社会的普遍的、公共的责任也转嫁为个体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依赖和价值归属,造成了人与社会的疏离。社会责任转嫁为个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个体的公共责任心和公民义务感,消解了社会公众对底层个体和边缘化人群的负疚感,民众助人为乐、帮贫济穷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也会消减。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和弱势群体帮扶政策的颁布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对个别群体利益的关注和保护。此外,社会利益的隐性形态和个体利益的外在彰显之间容易混淆个体的价值判断,形成价值冲突。

(二)行政主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公德的“外在评价”的矛盾

“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分离诱发了行政道德主体“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的矛盾。政治道德视域中我国政治行为主体“具体指国家、以政府为典型的国家机关、政治官员、以政党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公民。”{21} 政治道德行为主体评价由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外在评价”两个部分构成。“自我认知”的评价标准是行政主体自身所秉持的价值标准,而“外在评价”的标准是政治道德的应然状态。不同评价主体的评价标准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差异。行政主体对自我的评价包含着个体道德评价中利我的要素,而社会公众对政治道德个体的评价更偏向应然状态,评价标准高于自我评价。社会公德以完全理想化的道德应然标准对行政道德主体进行评价,为行政道德主体打上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标识,因此要求绝对的奉献、无我、无私、牺牲,一旦被认知为有利己倾向就会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批评和指摘。行政主体“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的矛盾,一方面是由于身份认知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同行政者的行政能能力密切相关,即行政行为是否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例如,行政主体对自己的行政意图、行政行为和行政效果做出了积极评价,但外在社会评价却并不认同。行政主体的行政意图由信念、意向、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知觉构成。信念反映了行政主体政治取向和坚定不移的态度;意向反映了主体行政行为的动机。信念、意向、态度是政治道德否无私、合法和利他的前提,是单一的思想范畴。主观规范则是个体道德和行政能力共同作用的范畴,它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目标的自我评价,反映了主体对完成某项行政任务所感知到的、来自于外界的压力程度,反映了完成行政任务的自信水平和控制能力。自信的水平和控制力是意志和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行政意图通过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转化为行政实践;行政的执行是将意图、规划变为行为实践的动态过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属于行政能力的范畴。在“主观规范—信念意向—实践执行”的政治道德建构中,行政主体政治道德的失范,表征是政治道德人格的缺失,一定层面上也反映了其执行能力的不足。例如,“政治情绪即爱国心”{22}的政治道德认知是不言自明的,但将其转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政治道德行为则需要能力发挥介质作用。

特殊场景中,行政道德主体的预设评价同社会现实评价存在差异。对任何一套操作指南的娴熟解读和书写本身就先存着参与者参照指南的特定时刻的“场景”细节{23}。经验主义的先验认知和特定场景的细节规定,行政规范的程序性和行政事件的突发性构成了行政执行中的两组冲突。行政道德的先验认知是在长期的行政行为中形成的对自身行政目的、行政动机、行政方式、行政效果等的评价体系,具有执行的常规性和制度的规定性。“‘国家活动领域’的各种差别,并且形成‘巩固的规定’,即国家的‘各种权力’。”{24}突发事件中政治道德的“常规规定性”被“异常的能动性”打破,行政评价呈现出了异于日常的“场景”性。例如,湖北省潜江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冒了一点不合规矩的风险”,决断早、力度大、第一时间封城。这种打破常规性的做法,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行政的规范性和程序性形成冲突和矛盾。社会对此行政行为做出了利他性评价,这同行政主体的“冒险性”道德预设不同。行政主体在特殊时期的利他性选择既反映了政治道德的无私,同时也反映了政治能力的成熟。

(三)个体道德的“自由意志”与政治道德的“强制规范”的矛盾

道德包括了法律规范和道德修养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法律层面的强制规范性是道德的最低要求;道德修养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秉持的价值观。个人的自由意志,需要理性化制度的保障才能实现。政治道德通过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为个体道德限定了“可为”和“不可为”的界域。个体的价值选择伴随着甄选、否定和摒弃。法律和制度强制某些个人摒弃出于“个人之利”而追求的价值观念,努力建立起一整套国家所主张的、被社会所公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引发了政治道德的扬弃是否剥夺了个体自由的争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回归人的本质即现实的人。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是道德的最低形态。当政治道德的强制规定同个体道德的内心定律形成冲突,个体是按照既定的法律或社会契约行事,还是应该遵从内心的公正、尊严、平等的权利原则和普遍的伦理行事,构成了政治道德的规范性和个体道德情感的两难。法律和制度以制式方式告诉个体“你应当、你可以”的行事范畴,这种规定性是普遍的、统一的,不具有个体差异性。道德个体以自我心中的天平和自我内心的对话形成“我应该、我需要”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是因时、因人、因事而异的,道德判断的具体性和法制规定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政治道德和个体道德的两难博弈,考究的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抉择,同时也是行政主体在制定和执行法律和规定的过程如何实现法律和道德的有机融合。此外,法律强制性也是政治道德合法的内在规定。行政道德主体首先是道德个体,个体认知能力、生活经历、性格差异等对道德的解读具有独特性。如果行政主体超越公共利益和利他性,转向关注自身的独特需要和个体利益,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身的价值诉求,个体之利将覆盖公共利益,影响政治道德的公正、清明。

三、道德三重样态的互构调适

个体道德、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不是静态的、割裂的、彼此间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断变化、生成的动态系统。构建道德三重样态交互重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道德动态图景是调适道德三重样态内在张力的有效路径。

(一)道德主客体互构:实现道德三重样态的叠合共识

道德个体具有多元身份,主客体互构可以消解道德三重样态因身份差异而产生的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实现道德主体微观层面价值认同的理性抉择和宏观层面不同利益的取舍,达到主体间性的叠合共识。

一是主客体互构,形成个体的人、行政主体、社会群体“至善”的循环体系。道德的本质是善,个体之善强调把个体的善良意志融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承担起做合格公民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政治道德之善为正义良善,行政者具有正义感,并在道德实践中公正对待每一个公民;社会公德之善乃为良序之善,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接受的普遍的社会善念,是用共同的至善来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个体之善是社会至善和政治正义之善的原初形态,在交互作用中形成至善的社会习俗。个体以“良善”为向度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个体的道德素养和伦理精神通过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被植入公共场域和政治场域,成为社会至善和政治正义的基本要件。个体对政府的理性认知和有限信任,集合成为社会群体对政府“正义之善”的普遍认同,这是政府行政的前提,也政治道德存续的基础。政府的“正义之善”和“社会至善”是个体生活的善治环境,在环境熏陶中个体的道德素养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养成善的习惯,将善归于理性。个体的善是政治之善和社会之善的基础,政治之善是个体之善和社会之善的外在保障,社会之善是个体之善和政治之善的内生动力,周而复始,在交互作用中完善、发展,形成社会和谐、政府清廉、个体善良的道德循环体系。

二是主客体互构,构建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效果统合一致的内生动力。在“意识—行为—效果”的道德建构体系中,道德意识是思想和信念,是道德行为的基础;道德行为是将道德信念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过程,其中蕴含着道德践行的能力;道德效果是社会评价。三者可否有效统合表征了道德主体认知、实践和能力是否统一,同时也折射出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对同一事件的道德认知和评价是否一致。道德三重样态意识、行为和效果的统合中,前两者主要依托个体之力完成,是个体道德和实践能力的集中反映,而道德效果是社会评价的结果,客观的社会评价要依托主客体关系互构才能得以实现。例如,现实的个体置换为政治道德主体时,它将在原初构建的“理想道德”中,寻求个体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同构互生,主体道德对政治道德主体的认同性评价也会因为微观层面虚拟身份的转化而由“理想”转向“理性”。行政主体置换为现实的个体时,依照“共情理论”的逻辑判断,行政主体由于身份的转化,其认知会兼顾“个体”和“行政”的二重性,因此更能体察个体和公众的政治诉求和对政府的希冀。主客体互构强调道德实践要充分考虑客体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对道德效果的评价在遵守法律守则的同时要兼具多重身份的情感关照。此外,社会三种主体要不断提升道德素质和实践能力才能达到“德能配位”“思行一致”,以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实现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和道德效果的统合。

(二)道德场域互构:突破道德三重样态的彼此限定,构建道德共同体

个体道德、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间是包含和被包含的时空格局关系。个体道德场域流动于社会公德场域中,同一主体的政治场域融合于个体道德场域中,政治道德场域重叠、交错于社会公德和个体道德的交互场域中。突破三者的内在张力、消减彼此限定的边界,需要突破场域界定,构建道德共同体。

一是要创建个体责任、社会责任和行政责任交互共生的运行体系。责任既是政治概念,也是道德范畴、法律原则,道德场域的重叠交错引发了共生主体的责任互构。一方面,在共生的场域中,个体作为社会人和国家人,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乎道德的判断,并在实践中践行自身责任,明晰“可为、不可为”的界定,践行个体责任的同时也是在履行社会人和政治人的责任。个体认知责任的理性发展也会匡正其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发生。个体认知关涉个体对社会和政治的评价,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尊重和利益的满足影响个体对其做出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满足”是一种心理状态,由个体自我认知决定,理性认知责任的发展将突破臆想、猜测和质疑的认知误区,促进个体对社会、国家做出合法、合情、合理的期待,对社会发展和行政效能做出客观的、基于事实的公允评价。

另一方面,政治道德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保障个体道德责任和义务的对等。在生活场域和生产活动中,政治道德的善与公正已格式化为制度或者法律。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德的公正性和普遍性原则制定国家政策,并按照国家法律和社会契约的协同一致从事行政事务,为至善的社会提供政治制度的保证和秩序的维护。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运行要具备调控性,不是本本主义、经验主义而是依据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采取动态调控。社会组织团体公共责任的执行要符合政治的合法性,更要基于个体权利的保护。正义的社会需要有正义感的公民,公民的正义感只有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中才能获得。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同构同化保证了个体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在确定法律规定和社会规范时兼顾民众合法、合情、合理的期待,是对个体尊严、权利和义务的尊重,将引导个体形成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相一致的价值观。个体良善的责任和义务在政治场域中得到维护同时也是对政治道德公正、清明的勘察。

二是要建立个体价值、社会公德和政治制度相互促进的环境体系。个体道德场域与社会公德场域、政治道德场域的互构,是要将个体放置于社会大环境下和政治生活的规范性体制下审视自身行为的价值诉求。场域的互置将引起微观层面个体认知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个体道德自我认知中“利我”的要素将被政治道德的“利他”要素和社会公德中的“公理”要素所消减或取代,个体道德的价值选择同社会公德的价值需求无限趋向归一。政治道德的强制性规范对个体价值和社会公德具有修正、完善和保障的作用。政治道德通过法律规范、系统教育、政策激励等方法,整合多元的个体道德,形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共同愿景,以愿景为目标凝聚公众,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社会公德通过典范的示范效应引导、教育和调节个体道德和行政主体的政治道德。全社会通过学习、宣传、传承道德典范的事迹和故事,消释个体道德的错误认识,促进个体道德的完善。同时,社会公德发挥社会评价的引导性作用,对行政道德主体的行政意图、行政程序、行政效果进行监督,引导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中既要遵守公共道德的习俗性,又要兼顾个体道德的差异性,还要遵守行政行为的法制性和行政程序的规范性。这从一定层面上推动了个体意图同社会秩序、社会习俗同国家法理、理性权利与价值选择的归一,降低了行政事务中的机械成分,有效避免了行政主体因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和个体之利的追逐而造成的“无限政府”,保障了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和公众对政府执政的满意度。

(三)道德机制构建:保障道德三重样态互构调适的实施

社会化的道德协同机制是实现道德三重样态对话、协商、反思和接纳的有效路径。机制构建打通了道德三重样态在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和情景定义下的共同性,使其整合于制度化的互动模式,促进个体道德、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交互发展。

一是构建道德互动调节机制,保障个体价值、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整合统一。个体道德、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互动调节就是个体价值、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的整合与互构。从国家层面而言,应加强政治道德立法和政治道德评价标准体系建设,以发挥其对个体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建设,将有效提升行政组织效率,维护其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权威性。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通过行政主体的合乎道德的强制性规范和有效性维护来实现,个体利益的有效保障也增强了道德个体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情愫将有效调节。就社会层面而言,道德建设要持续加强社会公德示范效应的引导作用,树立社会道德价值取向,调节个体道德和政治道德导向。社会对道德示范的褒奖、对道德失范的批判形成社会公德的价值指向。新时代应持续加强先进模范的道德示范作用,让社会公德的价值指向通过个体道德的内化,转化为影响个体道德认知的内生动力;让社会价值需求代替个体价值诉求成为个体道德和政治道德的价值取向标准。

二是构建道德实践反思机制,保障在实践中对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合理调适。道德三重样态的发展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割裂到整体的过程,过程的构建是基于对道德实践本身的反思性重构。政治道德精神寓于国家、社会建设的共同愿景之中,同某一阶段内政府、国家的发展目标、任务、使命相一致。人们对政治道德实践的接受和认同基于公共政策制度的利民性。社会公德以社会评价的优劣为导向对行政主体政治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调节。民众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意愿是否至善、行政效果是否利他、执政行为是否合乎正义、政治制度是否得到社会认同等做出评价,科学的评价为行政主体的实践反思提供依凭和方向。具体而言,行政主体的政策设计和行政行为要关照个体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坚守“人民性”的价值诉求,在政治道德实践中根据“人民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的事实判断进行调整,实现政治愿景、公共政策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

人的实践活动具有权宜性,即行动并不是按照现实规定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场域条件、并依赖自身的意志去完成。规范只是行动者理解与说明实践行动的参照。道德三重样态的实践要超越经验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念,关注社会组织、社区、弱势群体的现实需求,特别是特殊时期现实需要,在社会政策和实施手段上实现组织融合、强弱共赢,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个体的合法权益和公众的社会责任可否得到有效保障,是校验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是否统一的重要标准;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是否有效统合,影响个体道德发展,道德三重样态在实践中相互校验、不断勘正以保证道德意图和道德行为的一致性。

  注释:

[]梯利著,文竹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325.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88.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333.

[]康德著,高适编译.康德说道德与人性[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80.

{12}[]汉娜·阿伦特著,陈联营译.责任与判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391.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187.

{15}{17}{22}{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06293253255264.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99.

{11}曹玉涛.政治与道德:政治哲学伦理向度的反思和重建[J].哲学研究,20163.

{13}张建英、罗承选.当前中国社会公德:问题与重建[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

{19}[]李奥帕著,岑月译.沙郡年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89.

{20}赵海洋.马克思正义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56.

{21}纪丽萍.政治道德的行为主体、目标指向及其推进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53.

{23}[]迈克尔·林奇著,邢冬梅译.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322.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 第2期)



物流管理

智慧物流的新基建:一单,一码,一单元

王继祥

一、智慧物流发展路径:单元化、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

新时代物流需要架构在智慧型基础设施之上。智慧物流的发展路径首先是单元化,其次是数字化,第三是网络化,最后才能实现智慧化。

1.单元化是现代物流的基础和起点

物流的作业对象是货物单元,不管是大单元、中单元、小单元,也不管是标准单元还是非标准单元,物流作业都是对物流单元的操作,单元化是现代物流的基础与起点。如果对货物单元进行标准化规范,是单元化物流的起点。

单元化物流指物流系统中从发货地将物品单元整合为规格化、标准化的货物基本单元,并通过基本单元的组合与拆分来完成在供应链各个环节物流作业,保持货物基本单元的状态一直送达最终受货点的物流形态。其本质是强调单元化技术在物流全系统的集成应用,贯穿物流链的全过程,会带来物流系统中物品的单品设计、制造与包装、储存与搬运、车辆与运输,分拣与配送等一系列变革。

单元化物流理念的延伸到技术装备领域,针对物流作业系统,最小的独立作业物流设备,也可以按单元化物流理念进行模块化归类,形成智能硬件单元,再通过系统化组合形成物流系统,最后通过网络化平台实现指挥调度与管理。

物流单元的标准化,物流设施设备与作业流程的模块化,是发展单元化物流的关键。

2.数字化是智慧物流的基础与起点,是单元化物流的虚拟化与信息化

物流智慧发展方向首先就是虚实融合,打通物流网络全链路数据信息联通,实现一切流程数字化,一切数字流程化,建立物流系统的虚拟数字世界孪生系统。

数字化首先要建立在单元化物流基础之上,先把物流单元进行数字化,才能有全链路物流的数字化。而要实现物流单元数字化,必须给物流单元通过赋码,设立一个物流单元的“数字身份证”。

3.网络化是智慧物流的关键与核心,是物流数字化的延伸与发展

物流互联网需要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实现物流系统的数字化,打通物流链,建立虚实结合的物流网,而虚实一体的物流网络化可以激发物流系统智能。

人工智能有三大发展路径:行为主义、链接主义和逻辑主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整个神经元网络模型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发展和计算机硬件技术进步,连接在不断的进化,卷积神经网络模型与参数训练技巧也在不断进步,机器深度学习取得突破,人工智能进入第三次浪潮,核心还是基于神经网络的连接主义,可以说是连接的网络产生了智慧,这也是物流网络化推动智慧物流的理论基础。

网络化的关键是物流系统的状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实现物流系统网络化的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中人、机、物、环境、信息等要素相互映射、适时交互、高效协同,实现网络内资源配置和运行的按需响应、快速迭代、动态优化。

物流互联网与信息互联网以中央处理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全面互联互通模式不同,物流互联网连接物流实体网络,每个实体网络都由不同的市场主体所主导,都由明确的利益边界所区分,形成的是一个并行的网络集群。例如:一个包裹在物流全链路配送中,就可能需要分别接入生产网络、电商网络、快递网络、干线运输企业网络、快递智能终端网络等。

物流单元需要随时通过智能感知接入一个或多个并行的网络群的应用系统;网络群每一个独立网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私密性和专业性。物流的“物”在并行的网络群中既需要畅通无阻、互联互通,又不影响各个独立网络的专业性与私密性。

要达到上述目的,实现“物流单元”在并行的物流网络群的大系统中互联互通并确保各自独立网络私密性,需要给“物流单元”发一个“数字通行证”,让物流单元在并行网络群中畅通无阻,可以按照数字通行证提取自己在物流并行网络群中的一切流程数据信息,又保持了网络群中各个网络主体独立性。

二、智慧物流新基建:一单,一码,一单元

什么是支撑智慧物流大厦的基础?什么是智慧物流新基建的抓手?什么是推动智慧物流发展中的市场失灵要素?结合智慧物流发展路径,笔者认为答案就是:大力推动“一单、一码、一单元”!

1.一单

“一单”指的是标准化的电子货单。他就是在物流互联网时代,可以实现物流单元信息在并行的各个物流网络集群中畅通无阻的“数字通行证”。

由于需要实现物流在各个网络集群中互联互通,就需要统一连接并行网络群的标准数字通行证。因此,需要通过大力推进电子货单标准化,在此基础上推动电子货单贯穿多式联运、仓储分拨、分拣配送全物流链路,同时并行连接生产制造商、流通批发商、品牌商、最终用户网络,全面实现物流全链路“一单到底”。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由竞争,每个产业互联网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与数据边界,都不会愿意把自己所有数据与竞争对手完全共享,这必然带来信息孤岛,链路不通,网络阻塞,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积极有为,推动建立“电子货单国家标准”,制定出“物流数字通行证”标准规范与体系,打通具有独立市场主体的各个产业互联网,把并行的产业互联网集群连接起来。

电子货单标准在电子商务物流领域已经先行一步,通过制定电子商务物流的“数字通行证”:电子面单标准化,从电商平台开始按标准规则形成电子面单,并在快递物流全链路实现一单到底,直到送达终端客户。这个措施直接推动了快递物流的智慧化发展,甚至推动了快递物流企业组织模式变革。

借鉴电子商务物流这一成功经验,把电子面单标准化推广到所有物流领域,推动中国物流电子货单标准研发制定,是实现物流智慧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一码

“一码“指的是对每一个物流独立运作单元的信息赋码,即为物流实体单元编发“数字身份证”。通过这个数字身份证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连接,实现物流与信息流连接,实现数字化物流与实体物流的信息融合。一码是物流信息感知系统的接口。

目前中国编码标准体系还不统一,在重要产品领域为了追踪追溯各行业还分别制定自己的编码标准,这就像一个国家分别颁发了不同类别的“身份证”一样,带来的只能是身份混乱。有专家形容这个现象是“万码奔腾”,非常贴切!。

根据调研,结合中国编码标准现状与主流编码标准体系,根据中国国家编码标准,我建议“一码”应该选择GS1编码,通过大力推进GS1编码标准的应用和实施,逐步统一中国物流的编码标准。

编码标准也不能依靠市场竞争来决定,那样的结果只能带来标准混乱,万码奔腾。政府的作用是制定市场规则的,应该积极有为,制定统一的编码标准规则,因为这也是物流领域数字化最基础的标准。

3.一单元

“一单元“指的是物流单元,所有物流作业都是按物流单元操作,物流单元有大单元、小单元、中单元;每个单元配一个编码和一个电子货单,可以实现物流与信息流融合,物流感知网络信息入口互联互通,物流全链路并行网络群的信息互联互通,推动物流实现一切流程数字化,一切数字流程化,最后实现数字化物流,形成数字化网络化物流,为智慧物流奠定基础。

推动物流单元化作业效率,需要的是物流单元的标准化与模块化。从物流货物单元角度,需要从物流包装开始,实现按标准化模数涉及物流包装,进一步推动物流载具托盘、物流箱、集装箱、货架货位单元、车厢等物流单元的标准化,以及集装与组合形成的大单元的标准化;从物流作业流程与技术装备方面,需要根据模块化思想对物流作业系统进行单元化划分,形成智能硬件单元、微型作业系统单元、大型物流作业系统单元,实现一切硬件虚拟化,管理过程可编程,从而推动物流柔性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晋级。以托盘标准化为抓手是推动物流单元化的起点和关键。

总之,通过实体物流系统的单元化,规范“物”的标准,把物流单元作为物流系统的数据单元、计量单元、作业单元等;在此基础上按物流单元赋码颁发“数字身份证”,打通实体物流与数字物流的感知入口,实现一切流程数字化,完善“流”的标准;进一步给每一个单元颁发“数字通行证”,实现电子货单标准化,打通物流网络接口,实现物流在并行的各个网络群中畅通无阻与数字联通,实现一切流程数字化,一切数字网络化,推动物流“链路“标准化”,就打下了智慧物流的基础,形成了发展智慧物流的新基础设施。企业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结合企业实际,全面推进智慧物流发展了。

来源:《物流技术与应用》(20201118日)

供应链数字化创新与思考

崔冬

现在,供应链,特别是供应链金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一方面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2019年达到了最高点,20172019年现金流量周期都超过了150天,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三角债”时期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们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来解决所谓的“中小微”融资问题,但是实际上导致坏账率急剧上升,第一季度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04%,上升了0.06个百分点。

很多企业面临着资金困难,但解决融资问题时,坏账率又上升。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产业割裂,没有形成产业链。实体产业过分关注金融,忽略了供应链夯实,而资金端忽略了资金流的全面管理。供应链金融不仅仅是运营资金借贷的问题,它涉及到各个环节的现金流优化。

1.数字化的必要性

目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物流业,都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整个产业场景从单纯的个体走向了链条,甚至走向了网络。单一企业走向网络的趋势,给金融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风险管理与控制,因为主体复杂化,交互多维化,导致很难掌握全面的信息。另外,信息过窄也互联网化之后带来的问题。纷纭复杂的数据蜂拥而来,以至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数据是真的,什么数据是假的,什么数据是可信的,什么数据作用不大,这也为我们带来了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复杂性。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看资产与资金两端。供应链的核心是资产与资金,有这两端才能形成供应链的金融。资产端一定要透明,才能解决借贷问题。资产透明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底层交互客观化,体现物与物客观的真实质量,推及物与人的关系,再来推及人与人的关系;第二还要做到资产的细颗粒度管理。

另外,资金端一定要清晰,同样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债项结构客观化,能够反映背后应收应付账款的真实状态;第二是主体信用自治化,每个产业主体的信用能够客观的自呈现。资产与资金两端的问题对今天的供应链包括供应链金融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面对这一挑战一定要数字化,不要把区块链看作一个技术,区块链所带来的是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数据化不等于数字化,数据化只是捕捉到了数据,并不代表数字化,只有达到以下四个方面,才能叫做数字化:第一是实时,供应链运营中包括资产端任何的作业活动能够在零延迟的状态下获取;第二是透明,做到关联方可视可见;第三是场景化,供应链的多环节、多主体能够相互校核、印证;第四是可追溯。

2.如何构建数字化供应链

构建数字化供应链需要整体布局,具体要求如下:

首先要解决技术中台,要与每个行业、每个运营场景相结合当中,考虑在哪些可能会产生交易成本的地方部署相应的技术,克服人为导致的问题;第二要解决数据中台,数据中台首先要保证原生数据的真实性,要解决数据源的问题,还要确保数据在多主体、多环节传递过程的可校核性;

第三是建立数据湖,数据湖作为一个集中的存储库,可以在其中存储任意规模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各种数据能够形成反映信用的东西,第一是供应链的业务信用,第二是供应链的主体信用,第三是在供应链运营中物的信用,三位一体的信用,这是数据湖要解决的问题。最终运用这些东西指导企业行为决策。除此之外还要建控制塔,从思维角度来讲,区块链是一种思维,但是如果作为手段,它只是控制塔中的一部分,是构建数字化供应链整体布局的一部分。

在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场景部署中,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

第一个维度是供应链金融服务的范围,其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运营主体类型是单一类型还是多种类型,因为产业很复杂,有的在做供应链的时候只是服务于某一类企业,但是有的不是,可能是服务于更多的企业;二是供应链服务的链条层级,是多层级还是单层级;三是供应链服务的数量规模,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还是针对大规模的参与者,这三个问题决定在构建数字化供应链的过程中需要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维度是供应链金融的服务要素,其涉及几个问题:一是供应链金融开展过程中,是否关注于债权债务所形成的应收应付账款,这是一种状态;二是供应链金融开展过程中,是否关注于供应链运行中的单证;三是供应链金融开展过程中,是否关注于更为广义的函证,如仓单、运单、提单、面单、质保、履约等,这些函证代表的是资产,代表的是一种活动和资产。

3.四个主要的应用场景

在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场景部署中,有四种场景需要考虑:

第一种场景是传统的供应链模式,这种模式使用传统的互联网技术就够了,因为该模式中企业自己掌握业务,不需要解决人的道德风险。数字化技术主要应用在后面三种场景中。

第二种场景是流程化的供应链金融,它的服务范围多级化、广泛化,但其主要的抓手仍然是应收应付账款。这一类主要是围绕特定核心企业的上下游服务,围绕特定方进行上下游整合。现在,很多人在用区块链做电子凭证的拆分、流转、贴现,可是如果只是单纯的电子凭证拆分、流转,的确不需要区块链。

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一旦电子凭证拆分、流转多级后,这里面有大量的风险解决不了,因为层级多了以后会出现倒票问题,这不仅是应收应付账款的问题,而是买卖合约和发票。如果企业连这个基本的要素资产都管不住,那么应收应付账款的拆分转让一定会产生大量问题,所以这时候需要用区块链相关技术解决。区块链不是解决应收应付账款的流转问题,而是解决流转背后合约的真实性和发票的真实性问题,因此流程化一定要看到它面临的问题在哪里。

第三种场景是平台化,它的链条不一定很长,但是它管理的资产类型很复杂化,例如仓单、运单、面单、质保函等各种各样的资产,这类场景的关键是要对多资产、多方的校核和管理问题。虽然链条短,但资产复杂,管理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会上升,此时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人的信用,是来自于物的信用。这就需要用一种技术手段解决资产的问题,可能会用到物联网和区块链,解决的目标是对物的资产管理。

第四种场景是生态化,其是链条多级、广泛,同时管理的资产又很复杂性,这一类主要服务于多企业,甚至是产业集群,在服务过程当中涉及各种各样的业务,各种各样的环节,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企业,这就要求关注综合性的采购物流和非线性的交互关系。其中没有稳定的交易关系,其交易关系是不断改变的过程,这在产业集群中非常明显。在不是一个稳定的固态供应链中,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及时信任问题。要用区块链赋能解决及时信任的问题,这就是非线性交互,不是线性交互的概念。

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20201228日)



财务管理

杨春学:自由市场的理论困境

杨春学

虽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倡导自由市场,但他们内部对自由市场的论证却是基于对市场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理论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两个群体之间,在下述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绝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协调过程?价格传递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芝加哥学派的论证,遵循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以均衡理论来论证市场的最优性质。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马歇尔均衡范式来为自由市场的效率辩护,而卢卡斯等较年轻的一代则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为之辩护。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当一种启发式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一种近似的解读。因为,市场失灵在理论上正是从这种模型中推导出来的,且不说这种模型本身还存在着某些根本性问题。但是,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却坚持认为,只要对阿罗-德布鲁模型做一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自由市场纯粹形态的论证,一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进”呢?那就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榜样,增添“理性预期”之类的假设。理性预期意味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充分利用可获得的信息,而且确切知道经济如何运转的机制,由此可以形成关于工资、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一假设的理论自信,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将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卢卡斯供给函数”,它依赖于所谓劳动供给的“跨期弹性”。根据这一假设并结合理性预期假设,卢卡斯和追随者坚持市场会自动快速出清的观点。再加上货币中性论,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政策无效”的结论。有人甚至根据这种理论,认为政府是“经济周期的发生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改进”?研究一般均衡论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早就坦诚地指出:“(我们)已接近了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没有听从哈恩的警告,走得更远。在上述所谓“改进”的理论模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失业、有限理性、经济泡沫等现象,也不存在行为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这类现象都通过假设而消失在视野之中。正如福克斯所评论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就开始质疑理性市场理论,揭露它在理论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现实依据。在20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摧毁了该理论的主要支柱,但是却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论。结果,理性市场理论仍然充斥于公众辫论、政府决策和私人投资中,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8年的市场崩溃前夕。”卡西亚把这种现象恰当地形容为是“乌托邦经济学的胜利”。

新奥地利学派对芝加哥学派的上述论证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路径,误解了自由市场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

第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自由市场的最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世界所充满的各类不确定性。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最优”最多只有一种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概念来解释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合成推理的谬误”。拉赫曼明确指出:“瓦尔拉斯主义者在三个层面上使用均衡概念——个人、市场和整个经济系统,从而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正如米塞斯说明的那样,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同一个市场中许多头脑的行动缺乏此类一致性,就像同时出现的看涨和看跌一样。在一个经济系统之间,许多市场中的个人行动相互和谐,这是一个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哈耶克。在他看来,如果使用纯粹的选择逻辑,用均衡概念来解释纯粹的个人行为(例如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个人会存在认识上的错误,但就个人在特定时间上的主观认识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种纯粹个人选择逻辑的产物。关键在于从个人均衡转向社会均衡时在概念上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我们在纯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单个人的行为分析时才有明确的意义。当我们将其应用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时,我们实际上正步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并悄然引进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新因素”呢?那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如何协调个人之间不同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有参与者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真正的解释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解市场的正确思路,是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竞争过程。这是一个由一系列发现造就的变化过程,其中充满不确定性和试错行为,只存在一种学习和适应性效率。正是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拓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描述和分析这种过程,只能运用“复杂现象”理论。

第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价格的本质在于:通过市场过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地利用分散存在于各个参与者身上的“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从而有效地对付充满在市场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均衡模型来解释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价格的本质。它把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改造成为一种纯粹的最大化逻辑思维,所有的行为主体被“给定”大量信息,从“给定的”技术演绎出“给定的”成本,从中又演绎出“给定的”价格,完全误解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这种误解,使兰格等人也能够借助这种经济学,证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学术史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和价格本质的理解是无用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事实上,价格体系之所以可以充当信息交流机制,完全是因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给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换和竞争过程中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在事前,人们拥有的只是特定时空的零星知识。在事前,市场参与者并不能确知消费者对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不清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这些商品,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获得的。作为自发秩序的一种典型,价格体系之所以能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资源配置并赋予它以秩序,就是因为价格体系记录下了人们在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过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识,并通过价格对个人“特定时空的私人知识”进行编码,形成新的价格和显性知识。由此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最优过程,而是一种可以动态修正的过程。

第三,只有市场过程理论,才能充分揭示出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均衡理论中,个人选择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数学计算,看不到真正的个人自由。与此不同,在市场过程理论中,市场的本质就在于给参与者提供一种发现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谋利机会的自由。正是通过这种机会,个人可以充分表达、展现和发挥个人的自由。因此,柯兹纳说:“不仅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有可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要在芝加哥学派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选择一种自由市场理论,最好的选项也许就是要有效地容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家很喜欢《铅笔的故事》对市场机制的那种寓言式的描述。但是,这个故事所描述的市场机制包含的内容,最接近奥地利学派的理解,而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证很远。对这一选项,非奥地利学派的最强烈支持者,也许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

他认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关注竞争的最终结果胜于过程本身(即竞争如何发挥作用),就像一份“一个国家的城市地图,却没有描述城市之间的道路”,是无用之物。他呼吁放弃完全竞争模型、一般均衡及福利经济学,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他们(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念。”当然,布劳格的呼吁有点极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力图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间形成某种折衷主义的理论形态。

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谢伏瞻

【原文标题】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既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光辉结晶。这里仅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谈一点感受和认识。

一、政府与市场: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

“放任”与“统制”,构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完整谱系的两极。从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到“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父爱主义”大政府,人类沿着这一谱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历史钟摆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在这个谱系上来回运动。

在思想谱系的一极,秉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运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只要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处理那些市场无法做好,但对社会而言又不可或缺的事情。斯密的“守夜人”政府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思想谱系的另一极,赞同中央计划经济的学者则认为,市场机制在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危机频发。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应当取代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全民的根本利益。传统计划经济学派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

处在思想谱系两极之间,则是更加丰富多彩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虽不认同政府越小越好,但仍信奉新古典教条,相信市场机制可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弗里德曼和科斯的观点比较典型。弗里德曼认为应把政府定位为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只要清晰且公平的市场规则得以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将有效配置资源,直至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和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政府主要职责应集中于界定和保护产权;因为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所在。

第二类,高度重视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府必须在经济运行中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发现,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则可能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政府必须承担起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能。萨缪尔森则进一步指出,即便市场经济高度成熟,也会存在微观无效率、宏观不稳定和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必须出手干预,克服市场失灵。

第三类,认为政府作用不应局限于弥补市场失灵,有效政府可以增进市场功能。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强调政府应成为市场运行的前提与保障;青木昌彦的“市场增进型政府”则认为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政府”则可以发挥塑造和创造市场的功能,在创新活动中发挥引领作用。

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历史逻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都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完美组合与微妙平衡,将一直是人类在经济制度建构上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70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一段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施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纲领,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社会主义改造迅速推进,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并在此之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至此,政府完全取代了市场。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有力地动员资源,快速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也存在不少弊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我们要以苏联为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8年到1976年,进行了多次“体制下放”,通过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来激发活力。这种变革始终在政府内部进行,没有触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

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大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不断强化市场的调节作用,向“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体制中注入更多市场化因素,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改进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举突破了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1992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之后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对于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强调越来越突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突破。它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实践,突破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也不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所能概括。这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以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首先,中国的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对立互斥关系,二者的作用是互补的。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数十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寻找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实践表明,要形成这一良好局面,首先要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本原则,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使政府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和保障。政府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和决策。

第二,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形式有着很大不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演进的。在后发赶超阶段,中国面临着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高,结构性扭曲严重、要素资源稀缺的局面。同时,我们一直面临着发达经济体的外部竞争压力,在特定时期还遭受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刻意打压与扼制。想要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实现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经济发展,就要求政府在动员资源方面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强政府与举国体制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经济完成了“起飞”,逐步迈向高收入经济体,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各种扭曲就可能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点应进一步转向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强政府、举国体制甚至计划经济成为热议的话题。但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政方针决不能因一时一事而易;冷战时期苏联的教训值得汲取,那种完全或主要依赖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是难以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

第三,地方政府的作用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高度关注辖区内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效益,由此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独特的现象。数十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蕴藏于其中的“企业家才能”来促进市场发育,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同时,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也带来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债务高企等一系列问题。一分为二地剖析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可以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探索提供新的素材和灵感。

总之,与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传统截然不同,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干预作用就非常明显。政府显然不是越小越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有为、有效。但政府作用要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政府转型的方向。着眼于中国的伟大实践,提炼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典型化事实,我们将可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来源:《经济研究》(2019年 第9期)



时政热点

“我也是大桥建设的一分子”

意大利记者 叶 琦

“很少有远洋货船到访克罗地亚,这是一次特殊而难忘的经历。”不久前,当“AAL SHANGHAI”号货船驶入克罗地亚普罗切港时,65岁的克罗地亚籍船长克雷西米尔·斯普拉亚神情充满自豪。

今年10月,“AAL SHANGHAI”号从中国南通出发前往克罗地亚,为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及连接线项目运送钢箱梁。这座大桥由中国路桥牵头的联合体总承包、中交二公局承建,横跨亚得里亚海小斯通湾,连接隔海相望的克罗地亚领土。目前,大桥的桩基、承台、墩身、塔墩梁固结段混凝土梁施工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钢箱梁吊装、上塔柱施工阶段。斯普拉亚参与运输的钢箱梁将作为连接桥梁的主要构件。

货船到港后,守候多时的当地媒体纷纷登船进行采访。斯普拉亚有着近30年的航海经验,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印迹。从最初的船厂员工做起,斯普拉亚当过海船水手、大副,直到现在的远洋运输船船长,在全球航行停靠过许多国家。谈起此次航行经历,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从中国出发,一路南下,通过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穿过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最后抵达亚得里亚海。全程历经30天。虽然航行有些辛苦,可一想到是为大桥建设运输材料,就特别兴奋。修一座跨海大桥,将克罗地亚南端陆地与佩列沙茨半岛北部相连,是克罗地亚几代人的夙愿。我很高兴能为这个国家工程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近年来,中国港口吞吐量增长迅速,航线日益繁忙。我经常往返于中国和全球各地,将中国的商品带到世界,也把各处的货物运往中国。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斯普拉亚说,随着更多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落地克罗地亚,他家乡的面貌也在快速发生变化。

看着远处高耸的墩柱,斯普拉亚连连感叹:“大桥的建设速度真快!我的一位朋友住在梅特科维奇,每天上班要绕道30多公里才能抵达位于斯托恩的公司,大桥通车后,他的通勤时间将缩短至30分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也是大桥建设的一分子,这值得我和家人骄傲一生!”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1228日 第03版)

世界大变局中引领前行的方向

——二〇二〇年中国元首外交综述

记者刘华、郑明达、潘洁、朱超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会以特殊的方式被历史铭记。

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世界带来全方位冲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在全球范围凝聚抗疫共识,推动国际合作,贡献中国力量。

这一年,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回应时代之变、世界之变,习近平主席登高望远,围绕人类将何去何从提出中国方案、中国主张,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引领正确前进方向。

引领抗疫国际合作

深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千里送羊,情深谊长”,11月,由蒙古国捐赠的首批羊运抵武汉,一时间“刷屏”中国互联网;“真情实意,都在茶里”,湖北人民以茶和抗疫物资“回礼”,成就一段“羊来茶往”、守望相助的佳话。

人们不会忘记,今年227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彼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介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和举措,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正是在这次会谈后,巴特图勒嘎总统当场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蒙方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的证书。

过去一年间,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团结抗疫为主线,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对世界尽责,让世界感受到这个东方大国宽广宏大的国际视野和自信从容的格局风范。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

出访1次,接待来访和出席在华举行的典礼性活动7次,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80次,以“云外交”的创新方式出席重要外交活动22场,习近平主席以领袖担当推动国际合作,彰显在危机关头的定力和魄力。

急世界之所急,中国向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组织上百场跨国视频专家会议,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暂缓23个发展中国家今年51日至年底到期的相关债务本息偿付,缓债金额13.53亿美元。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下,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发挥最大医疗物资产能国优势,向各国提供了2000多亿只口罩、20亿件防护服、8亿份检测试剂盒。

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要团结——团结,团结,还是团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说。

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在携手抗疫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升华。

中俄元首4次通话,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提升,两国已成为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力量;中欧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作,深化互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面对中美关系严峻局面,中方继续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一年间,中国不断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形势注入确定性。

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在中缅建交70周年之际访问缅甸,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续写千年胞波情谊的崭新篇章……一年间,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同非洲领导人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巩固增强中非友好互助传统,为中非和国际抗疫合作注入强大正能量;向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指出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就连远在万里之外的拉美,习近平主席也惦念在心,同10国元首通话,共商中拉抗疫合作大计。一年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经受住新考验,展现出新气象。

共享开放发展机遇

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1212日上午,搭载有日本货物的X8015/6次列车从武汉吴家山站开出,驶往德国杜伊斯堡,中欧班列(武汉)首次将日本货物运往欧洲。武汉,这座最早向世界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城市,如今再次迸发生机活力,架起海铁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

7年前,习近平主席着眼实现共赢共享发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7年后,当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呈现十足韧性,成为中国同各方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贸易投资逆势上涨,中欧班列架起合作抗疫的“生命通道”,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稳步推进……挑战面前,对沿线国家人民而言,“一带一路”是水和电,是稀缺的抗疫物资,是一份有保障的工作,是更有希望的明天。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111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系统阐释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与世界意义。

“互利共赢”,世界听到了坚定的中国声音,看见了坚实的中国行动。

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分享机遇——

疫情背景下,服贸会、广交会、进博会、东博会如约而至;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创造性地设立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实施……

一项项务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气魄和决心。

一个拥有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的中国,致力于让自身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与信心。

“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火车头角色。”瑞士经济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鲁道夫·明施说。

因应新机遇新形势,中国致力于推动绿色发展、守护蓝色星球——

“这次疫情是一场危机,但我们要勇于在危机中抓住新机,在变局中开创新局。”611日,在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时,习近平主席道出了看待疫情冲击的辩证法。

后疫情时代应遵循怎样的发展方式?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不能再“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要“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两个多月后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作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等庄严承诺。

这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转型的自觉行动,也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担当。

“我们将说到做到!”习近平主席的话字字千钧。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投资新科技,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发展与环保可以共存。”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毛里西奥·桑托罗说。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2020年即将过去,新冠肺炎疫情却仍在造成全球范围内每日数十万人感染、上万人病亡。

与此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上升,人们担心,世界是不是又要回到靠拳头说话,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当道的时代。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在联合国讲坛上,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呼吁。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不断凝聚各国人民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辨明方向,指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

从倡导“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合作应对挑战是国际社会唯一选择”“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到提出“单边主义没有出路”“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共同抵制‘政治病毒’”“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和各国共同利益”……一年来,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习近平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以多边主义的中国表达,向世界传递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刻思考。

起而行之,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9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明确指出。

疫情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这正是各方应思考如何加以完善的地方,而绝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的理由。

积极推进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宣布设立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支持联合国在华设立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设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承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2025年到期后延期5年、未来5年内将再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1000万美元捐款……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中方继续主动作为,以扎实行动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

正如古特雷斯所说:“有了中国的支持,联合国才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

着眼长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33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年后,一场疫情让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愈发深刻。

在今年3月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重大倡议;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系统阐述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人类前途命运的交汇点上,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深化。

在国家层面,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地区范围,各方已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全球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卫生健康等命运共同体得到积极呼应……

“我们将一道战胜病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帮助我们。”俄罗斯知名学者弗拉基米尔·别切里察在文章中写道。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

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明天!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01228日 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