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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科研信息2021年第1期(总第16期)

发布者:管理学院 发表时间:2021-03-29 浏览次数:

 

本期编辑:敖琪、田丹梅、朱欣童、王亚奇

审核: 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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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深入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在发展中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

聚焦扩大内需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

从习主席这些话里,感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力量

做好有效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着力抓好四个统筹 “十四五”良好开局贡献法治力量(权威发布)《管理学院科研信息》(内部参考)管理学院科研科

2021年第1期(总第16期)2021329

 

社会工作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深入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3)

在发展中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5)

物流管理

聚焦扩大内需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7)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10)

财务管理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13)

从习主席这些话里,感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力量………………………………19)

时政热点

做好有效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22)

着力抓好四个统筹 十四五良好开局贡献法治力量(权威发布)……………………23)

 

 

 

 

 

 

 

 

 

社会工作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深入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王思斌

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阐明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在“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方面,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这是对社会工作的期望和要求,社会工作界要积极予以响应,更加深入有效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

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是相对于其他相关专业或非专业的活动而言的,最为核心的是其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念、科学艺术的工作方法和理性务实的服务风格。本文从以下两个环节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

一是脚踏实地做更细致的服务,这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要求和职业特征。社会工作为帮助贫弱群体和基本生活处于困境的群体,实施社会服务而生,也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为自己的天职。这次疫情暴发以来,疫区的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地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工作者一起,深入社区、开展服务;全国社会工作者以强烈的专业情怀、专业精神迅速集结,在专业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服务,从四面八方支援疫区、服务疫区。无论是各种信息的搜集、编辑和传递,还是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实际帮助,社会工作者都立足现实、努力接近服务对象的需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些脚踏实地、以人为本、朴实到位的服务,既解决现实困难又有坚守的陪伴,充满了真情实意,是宝贵的,也是有效的。

那么,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能更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吗?社会工作服务的特点是人性化、个性化、情境化,它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相互理解的交流。在疫情防控阶段,封闭、隔离是重要措施,政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在这方面是花了相当力气的。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如何在不影响防控疫情大局的情况下,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家庭和社区,做好更个性化、情境化、人情味更浓的服务。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征得当地管理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开展妥善的、循序渐进的、深层次的社会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工作要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方面的服务”,实际上是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现实中的隔离与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不应是相互分立的过程。防疫资源的分配与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可以相结合;面对不同疫情阶段居民的情绪反映,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社区居委会也可以设计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把服务对象的问题统合起来,把问题的解决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相互孤立的行动,并进行有层次的针对性干预。这就是社会工作专业思考问题的特点,也是其优势的表现。这次疫情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社会工作者应善于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更有序、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另外,对处于疫区的社会工作学者和资深社会工作实务人员来说,对某些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庭进行服务的个案管理也可以进行。社会工作者在其稍有“空闲”之时,记录疫情发展、疫情防控、医治患病者的全过程,对以后总结和反思这次抗击疫情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有帮助。社会工作者要做专业的有心人,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应有内容。

二是用“超前半步”的思维去思考下一步可能要处理的问题。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并需要建构“战时秩序”, 几乎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投入紧急的救援和秩序维持之中。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也被动员起来,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居民的急迫要求。在疫情或救助发展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后,社会工作者就可以思考:“接下来会怎样?该怎么办?”这就是要做“超前半步”的思考。

实际上,任何重大疫情或灾害发生后,都有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涉及局部地区和人群,也可能涉及更大范围。作为接下来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应该有“超前半步”的思维,就是向决策者提出建议——下一步可能要注意或要处理哪些问题。“超前半步”思维的范围是宽阔的,可以说疫情一开始就有了“下一步”的问题,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抗击疫情战役的展开,各个群体面临的“下一步”的问题都会出现,社会工作者应该综合地思考“下一步”的问题。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和各部委都发布了应对意见,实际上这些意见最后都将汇集到疫情防控的基本单位——城市街道和社区,最后都会归结到家庭生活、生活秩序、就业和社会保障上来。这就是说,社会工作者在“超前半步”思考时,要有整体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要鼓励专家学者增强担当精神、职业责任,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多拿出专业意见和建议。社会工作者的“超前半步”思维应该属于这个范畴。

当前,武汉、湖北的疫情拐点还没有明确出现,社会工作者参与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还要加一把劲,全国社会工作者要继续支持一线的工作。随着疫情进入平稳期和后期,甚至结束后,以服务困难人群、困境人群,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工作的任务会更加直接和具体。相信社会工作群体在与各方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中,能更充分地发挥专业优势,为解决受疫情影响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应该为建立社会工作参与应对重大社会危机事件的制度机制做出努力。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年02月28日)

 

在发展中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

王思斌

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社会工作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畅通和发展是前提与基础,规范和约束是措施和保障。如果连本体都没有,就谈不上规范;没有发展,规范也没有意义。所以,这里所说的规范应该是在畅通和发展基础上的规范。

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规范一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作用的规定,即社会工作者能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二是对社会工作者行动的规范化和效果的监督评价。实际上,就我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对社会工作进行规范的任务首先是制度化,要建立相关制度,引导、指导、约束、激励社会工作者的行为。现在,我国除少数省市外,大部分省市缺乏科学有效的、引导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法规。有的地方的相关规定是形式化的,政府自身也未遵守。这就使得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些活动显得有点儿“凌乱”。于是,规范社会工作者的行为就显得比较迫切和必要。

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一是目的问题,二是方法问题。前者是说出于何种目的对社会工作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后者说的是怎样使规范行为达到目的。规范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即促进社会工作更好地发挥专业作用,为社会服务,这是与党和政府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初衷相配合的,是主流性的。方向正确且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规范是必要且有益的,因为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要符合自己的国情、社情。

但是,也有地方对社会工作的规范更多带有限制性、约束性。他们不了解社会工作的特征,怀疑社会工作的创新服务会不会带来“麻烦”,会不会对他们原来的、轻车熟路的政绩性行为带来影响。于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规范就变成帮助或跟随基层党政部门解决具体问题,伙伴关系变成了伙计关系,协同行动变成了跟随行为。如果是这样,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就无法实现,专业也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就会严重贬低社会工作的价值,伤害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

近些年来,一些资深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被迫选择离开基层服务部门,已经反映出这种偏离性规范带来的问题,偏离性规范与党和政府发展社会工作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规范方法是对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领域、专业服务要求、工作纪律等给出的具体指引和约束。或者说,这些规范会具体地载明,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与规范目标相比,方法层面的规范要具体得多,它反映在社会工作者参与行动的各个方面:从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申请、服务项目的实施到项目结束被评价。实际上, 制定和实施规范方法应该是多方参与的过程,政府及其基层系统、社工机构、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都有权利在不同层面参与规则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就现在的情况看,参与规范制定、实施和监督的还主要是政府及其基层系统和社工机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政府部门缺乏责任约束,不能使以社会服务为核心的社会工作得以有效运行。比如,不少地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会延迟对社工机构的合同性拨款,使社工机构没有较充裕的时间、按协议较高标准地完成服务;一些政府部门用纯市场化方法对待社会服务项目招标,用“低成本胜出”的原则排斥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也有一些项目发包者用官僚-管理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工作服务进行管控和监督,干扰了其有效运行。

当然,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应该成为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责任。社会工作者应该在价值理念、工作伦理、实施服务、社会交代方面实践自己的承诺,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要用高质量的服务和建议,去促进高质量社会工作规范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可以看出,规范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途径的重要前提是畅通,其机制和本质是促进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对此, 政府部门及基层系统和社会工作界应该形成共识。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1年3月)

 

 

物流管理

聚焦扩大内需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关利欣

关键词:流通;商贸;商贸流通企业;现代流通体系;流通体系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提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这为我们更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现代商贸流通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投资需求最为活跃的基础性产业,也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渠道,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们要从扩大国内需求出发,进一步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统筹推进硬件和软件建设,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商贸流通是国内需求实现的重要领域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流通是产品从生产领域最终到达消费者之间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过程,流通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流通是连续的过程,而交换是偶然的;交换是个别现象,而流通是交换的综合。因此,流通包含了交换、商业和贸易,是对这些经济活动连续的、总体的考察。商贸流通作为流通的核心要素,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商贸流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技术创新和投资活动都十分活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商贸流通不断发展,细分行业不断增加,电子商务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商贸流通是满足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流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消费,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商品交换归根到底是满足质上不同需要的需求”。商贸流通的发展和创新为消费者更好实现消费提供了多样化和便利化的选择空间,也提高了商品交换的效率、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  

新发展格局对商贸流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我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在此进程中,现代商贸流通需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是促进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通过商贸流通来实现,商贸流通影响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变化,是影响消费最活跃的因素。实现消费需求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建设现代化、高效率、低成本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畅通消费主渠道,充分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挖掘消费潜力,引导消费创新,不断增强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提升供需适配性。商贸流通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媒介实现社会商品交换,推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实现。只有当消费者最终通过流通顺利完成购买环节,生产者才能持续回笼货币资金,社会再生产过程才能够顺畅运转。因此,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需具有较强的产业组织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敏捷反应,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畅通,实现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和动态平衡。

三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商贸流通能够发挥衔接产业链上下游的功能,将下游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传导至生产企业,助力生产企业根据市场变化优化资源配置、调整投资方向,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需实现与生产的融合,才能够充分发挥商贸流通对生产的服务、反哺和先导作用,增强投资的有效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四是融合国内国际循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贸流通的交换空间由国内扩大到国际,流通国际化进程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需要构建内外贸深度融合的流通网络,推动实现国内国际流通主体和客体的自由、有序、高效流动,充分配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联动效应。  

五是提升抗风险能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变化,长期性、结构性、内外因素交织型挑战增多。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需要依托和服务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提升全球资源的整合水平和配置效率,同时能够有效平抑国内市场波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持续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着力点

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推动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助力。

要强化技术赋能和创新引领。加快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推动传统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逐步由单一贸易功能向综合性功能拓展;推动商贸流通企业现代供应链建设,整合上下游资源,建立供应链服务平台,通过发挥平台集聚功能和整合线下的供求资源能力,带动产、供、销协同发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导电商平台、供应链核心企业以数据赋能生产企业,增强生产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捕捉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敏捷调整能力。

要提升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一方面,需顺应多层次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趋势,提升商贸流通领域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品种、品质和品牌,推进高效率、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流通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需强化商贸流通的品牌孵化功能,推动形成一批新国货品牌,增强本土品牌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要针对重要商品实施分类管理,加强对特殊商品的商贸流通体系建设。

要完善城市和农村商贸流通网络。需加大城市商贸流通设施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强化大型商业网点的多业态融合布局,加大小型商业网点的统筹布局和改造提升,满足居民体验和便利消费。同时,支持农村融入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加强对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引导,补齐农村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要推动国内国际商贸流通互促共进。总体上看,要畅通境内外物流通道,推进境内外商贸流通体系全面衔接,发展壮大跨境商贸流通新业态,推进内外贸融合发展。一是促进出口贸易与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推动进口贸易和国内消费需求联动;二是吸引国外商贸流通企业在我国投资,鼓励国内商贸流通企业布局境外营销网络,推进国内外流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发展;三是深化贸易与投资的联动,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实现技术进步和市场开拓;四是进一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加快商业、运输、快递、数据、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更好推动国内国际市场接轨。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12月02日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祝合良

关键词:流通;基础设施;流通企业;发展格局;现代流通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重要部署,其中提出要“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上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现代流通体系是指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流通实体系统和流通制度系统。主要包括三大体系:一是由现代流通主体、流通客体、流通载体和流通方式构成的流通运行体系;二是由流通基础设施、流通标准、信息监测服务、商品应急储备、市场应急调控等构成的保障体系;三是由流通管理体制、流通政策、流通法律法规、市场营商环境等构成的规制体系。纵观世界流通业的发展,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的不断兴起,现代流通体系会相应发生重大变革。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之一。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业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体现在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等多个方面。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流通保障能力还需要加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加快构建保障有力、畅通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等提供强大动能。

抓住“十四五”时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重点

针对目前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存在的问题,谋划好“十四五”时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今后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其一,大力加强流通主体建设。流通主体是流通运行的关键。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提高流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关键是要加强流通主体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为此,就要加强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品牌化建设等。同时,还要进一步鼓励流通企业开展连锁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流通效率;鼓励流通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流通运行质量;鼓励有条件的流通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和资源整合;鼓励流通企业强强联合,培育一批大型流通骨干企业。

其二,以数字化驱动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向各领域渗透。我国流通产业需加快全行业的数字化应用和推动对传统流通企业的改造,加大数据、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促进我国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消费领域出现了提质扩容、方式创新、消费分化等一系列变化,迫切需要流通体系转型升级和加快创新,大力发展数字流通,以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带动新零售、新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

其三,大力加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供应链创新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和各产业高效协同、融合创新的重要途径。为促进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良性循环,应重点围绕供应链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绿色化和统一标准体系、统一物流服务、统一采购管理、统一信息采集、统一系统平台开展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要发挥“链主”企业的引导辐射作用、供应链服务商的一体化管理作用,加快推动供应链各主体各环节设施设备衔接、数据交互顺畅、资源协同共享,促进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提高流通运行效率,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

其四,积极引导商品交易市场优化升级。商品交易市场是我国流通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在服务实体经济、保障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其应具有的功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尚存在商品交易方式和流通设施比较落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不足、交易效率较低等问题。而且,平台经济作为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需要积极引导商品交易市场以发展平台经济为重点进行优化升级。  

其五,大力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现代流通的重要保障。要加快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和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科学规划和布局物流基地、分拨中心、末端配送网点,加大对物流基地、冷链系统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应急物流体系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等短板;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先进金融科技的研究与应用。同时,还要在加强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  

其六,进一步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运用区块链等先进信息技术,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标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促进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对一些企业以假冒伪劣、哄抬价格、以次充好等不良行为导致市场恶性竞争、流通资源失衡等后果的,应加大处罚力度。

其七,以制度创新引领流通业提质增效。要创新体制机制,增加流通领域的有效制度供给。一是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要求,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流通宏观管理部门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将工作重点转变到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上来。二是要创新监管方式。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科技手段,提升监管的信息化程度,加大跨部门协作力度,探索对流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的跨部门协同监管。同时,要完善流通领域立法,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完善基础性制度,为国内大循环畅通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1日)

 

 

财务管理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

裴长洪 刘斌

原题《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互联网时代,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实践的总结,对于当代全球贸易的新特点、新业态和新现象也缺乏解释力,呈现明显的滞后性。随着国际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其微观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象,宏观层面的国际收支理论更是存在重大缺陷,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也难以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

微观视角

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的主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根基是机会成本。但有些学者认为,机会成本并不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唯一动因,资本、土地等要素禀赋同样会影响国际贸易。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 G. Ohlin)因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能够合理解释“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然而对于解释“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却无能为力。按照H-O理论,美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悌夫之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识的落后忽视了生产中的技术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建立在模块化、标准化技术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为解释国际贸易动因开辟了新路径。同一产业内企业具有同质性,这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但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这一假设显然与现实相违背。新贸易理论一个暗含的重要结论是:由于企业是同质的,同一产业内只要有一家企业出口,那么所有企业都应该出口,这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据此,马克·梅里兹(M. J. Melitz)创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够迈过出口“门槛”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新新贸易理论。

从以上梳理中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一次又一次创新发展,总是在克服了原有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后问世的。

依据上述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出口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会不断固化,容易被“低端锁定”,因而诸如中国此类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使基于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弱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的分工模式。

现实发展并没有按照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演进,中国不但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资本积累速度反而在不断加快,资本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形成甚至比美国还要快。

新新贸易理论对解释21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出口决策行为具有合理性,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新新贸易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最新成就,迄今已整整过去了16年,在此期间,国际贸易模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以来跨境电商的发展。

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超过60%的贸易额,这一比重还在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即便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的。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是对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延伸,主要是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基于技术不变假定的动态H-O理论认为,如果保持充分就业和稳态增长,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不断加强,很难发生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准则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某些因素导致了静态比较优势的逆转,那么该国经济增长势必会遭受损失,比较优势的转变要付出经济增长下滑的代价。显然,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比较优势转变的兼容性。

近年来,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得到长足发展。该理论主要将宏观增长、技术演化、动态移民等因素引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在资本跨期积累、劳动力跨区流动、技术内生等情形下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但其主要讨论异质性个体的创新与移民决策,既缺乏对政府所应承担的修正外部性责任的研究(“有为政府”的角色),也较少着眼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议题。

宏观视角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存在滞后性,但总体而言,基本逻辑框架具有相对合理性,原有理论一般能够解释当时部分贸易现象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相对而言,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始终没有得到现实的验证,特别是其主要部分的国际收支理论。以价格为中心的一般均衡论基本主导着国际经济学宏观层面的分析,汇率代表国际市场不同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中宏观分析的核心。运用汇率干预手段平衡国际收支,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所谓“经典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之所以失效,主要缘自三个方面。

第一,不完全竞争市场导致汇率机制失灵。基于一般均衡的汇率理论,基本假设是市场的充分竞争,但国际经济贸易实践中却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发达国家对战略性资源(如石油、自然景观)、技术的垄断,以及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管制,必然会导致贸易失衡,即便通过汇率(价格)干预也无济于事。石油出口国、技术出口国、旅游出口国等资源垄断现象,并不因价格和国际收支调整而改变。例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导致的。

第二,伴随资本输出的贸易品输出也不随汇率变化而改变。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势必促进中间品贸易的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无法改变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流动。

第三,低储蓄率与货币霸权的双重作用。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较低,美国人超前消费的观念和低储蓄意愿势必导致美国大量进口。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中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更加放大了美国储蓄缺口,全球过剩储蓄通过房价、股价、利率、汇率传导到实体经济,加大了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

当然,美国的低储蓄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贸易逆差。因为同样低储蓄率的欧盟成员国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德国甚至是贸易顺差国。贸易逆差本质上体现为对外负债需要清偿,为了降低外债比率,欧盟成员国会适度降低国外进口。而美国则不受清偿约束,依赖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以“印刷”美元实现对外支付,汇率变动无法改变由美元霸权引致的贸易逆差。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愈大,愈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在货物、服务流上的表现。

货币贬值不但对解决贸易不平衡于事无补,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主要表现为“货币贬值陷阱”与国际游资冲击。从经常账户看,货币贬值后“J曲线效应”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即使经过了货币贬值的传导阶段,许多国家和商品由于不满足“马歇尔—勒那条件”,也无法实现改善本国贸易赤字的目标。货币贬值还会产生“棘轮效应”,导致各国掀起“货币贬值竞赛”,本国连带其他国家同陷国际收支失衡泥潭。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马克升值的结果,都验证了干预货币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

从资本账户看,随着经济金融化迅猛发展和各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短期资本对汇率变化的反应非常灵敏,汇率波动势必导致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对国际收支形成巨大冲击。总之,运用货币贬值手段平衡国际收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全球视角

国家集团首脑会议从G7到G20,国际贸易组织从GATT到WTO,多边主义的演进成为国际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的潮流。那种认为国际公共品只配由极个别霸权国家提供,大多数国家只能被动消费的观点是落后的。正是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霸权领导体系”,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霸权稳定论”。不可否认,该理论对解释20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初始贡献。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认为,国内市场规模赋予了大国独有的市场权力和强制性权力,进而可以维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霸权稳定论很长时间对维护全球三大经济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治理失败导致危机深化,随后爆发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招致全球经济崩溃。美国趁机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通过“怀特计划”建立了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霸权国—国际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运用投票权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选择性供给”。这一安排既弥补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也保证了霸权国利益,使战后十余年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持相对稳定。

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治理,西方媒体不断在鼓吹这种思想。“霸权后合作”理论甚至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单极化”在后霸权时代依然会发挥作用,即使在美国经济衰落之后,“关系型权威”仍然能够凭借其功能而独立运行,进而保持美国的制度性霸权地位。但事与愿违,在霸权国相对衰落的后霸权时代,制度并没有成为其维护霸权稳定的工具,制度改革反而成为国家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多涌现的是,各国对当前制度的不满,要求对其加以改革(如当前发达国家强烈要求WTO进行改革)。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失灵、治理工具失效、治理主体缺位等诸多问题。

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

一是治理赤字源于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供需不匹配问题凸显。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美国不愿意免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仍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转型经济体希望通过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信任赤字源于单边主义的兴起。当前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些国家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大国间的“竞合关系”开始偏向竞争、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

三是安全赤字源于西方中心主义所谓“文明冲突”的加剧。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其核心是有人认为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有学者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该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四是发展赤字源于贫富悬殊的拉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然而,部分地区和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部分地区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

西方国家“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的发展,无法弥补国家、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从习主席这些话里,感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力量

习近平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站在世界和谐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主张,深刻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恃强凌弱、冷战思维和单边主义行径对世界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带来冲击,“和平森林”正在遭遇“丛林法则”的新威胁。

“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这些年,从巴黎到纽约,从日内瓦到北京,从现场演讲到视频对话,习近平主席总是把中国主张和平的理念播撒到世界各地,中国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不断作出贡献。

以和平理念驱散战争阴霾

2021,一个再次促人深省战争与和平的年份:阿富汗战争20周年、叙利亚危机10周年、利比亚内战10周年……

仅在叙利亚已有35万人死于战火;利比亚境内仍有4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00万人亟待救助;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9年,仅在阿富汗就至少有2.6万多名儿童因战争死亡或致残。

听听阿富汗喀布尔市民法伊兹·艾哈迈德的心声:“我这辈子基本没见过一天和平。希望我们国家能实现持久和平稳定,我一直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祈祷。”

7年前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特意引用这一警句,强调和平理念的重大意义,讲述深植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等理念,倡导“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7年来,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要多边平台,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等重要活动中,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强调和平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阐述“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正确义利观等重要主张,不断丰富中国和平理念的内涵。

中国的“和平观”如阳光,如雨露,催发浇灌着和平理念的种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持续贡献正能量。

叙利亚中国事务专家穆罕默德·扎赫拉表示,中国一向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冲突。

肯尼亚国际关系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中国的和平理念一直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

以和平实践推动世界发展 

绝对贫穷、分配不公、粮食危机、极端思想、单边主义、冷战思维……这些都是引发冲突乃至战乱的祸根。消弭这些威胁和平的因素,各国责无旁贷。

7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坛上,习近平主席发出真挚呼吁,作出坚定宣示——言必行,行必果。这些年来,从支持联合国事业到推动多边合作,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助力可持续发展,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到促进全球减贫事业,从开展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到合作抗击新冠疫情……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以实际行动携手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成为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关键力量。

——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人员出兵国,持续提供国际维和等公共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不断作出贡献。 

——中国是气候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践行者,致力于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设定达成碳排放峰值和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向世界宣示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中国提出了践行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持续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与和平安全发出强音。

——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在全球新冠疫苗短缺背景下,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中国疫苗跨越山海、雪中送炭,中方已经并正在提供疫苗援助的国家达到80个,同时还向47个国家出口疫苗,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的道义担当。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基础。以发展促和平,是中国和平理念与实践的重要内核。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全球减贫史上的奇迹;在脱贫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摆脱贫困这一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合作理念持续丰富,合作伙伴更加多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及社会主义党总书记沙班表示,中国始终愿意提供发展经验和知识,推动建设一个没有战争和冲突的人类社会。

以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谐 

当下,世纪大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加速震荡,“文明冲突论”“脱钩论”以及形形色色的“陷阱论”甚嚣尘上。少数国家和一些政客无视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渴望,蓄意搞“小圈子”“新冷战”,给世界和平前景蒙上阴云。

不同文明之间是冲突还是对话、是对抗还是合作,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论述拨云见日。

推动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是中国元首外交的一道靓丽风景。无论是在出访中深入了解五大洲文明,还是讲述中外文化交流故事;无论是在上合组织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还是将人文交流纳入金砖合作的“三轮驱动”;无论是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之路”,还是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润物无声,深入人心。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前,中外领导人同出席开幕式的重要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费尔哈特·阿西夫说,中国发起了重要的文明对话,并分享不同文明和平共处方法,“这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和平声誉的精髓”。

肯尼亚专家阿德希尔说,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在国际交流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坚持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各国相互包容合作,而不是冲突对抗,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50年前,中国重返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的庄严宣示掷地有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必将为各国人民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新华社》2021年03月29日

 

 

时政热点

做好有效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出台,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意味着“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意见》聚焦脱贫地区,明确了有效衔接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主要原则,部署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为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遵循。  

做好有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深化认识、提高站位。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务必站在践行初心使命、坚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性、紧迫性,举全党全国之力,统筹安排、强力推进,让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朝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做好有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意见》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对摆脱贫困的县,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还明确了到2025年、到2035年的阶段性目标任务。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要坚持有序调整、平稳过渡,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要坚持政府推动引导、社会市场协同发力,形成强大合力。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我们就一定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1年03月23日 01版)

 

着力抓好四个统筹

“十四五”良好开局贡献法治力量(权威发布)

本报记者 魏哲哲

国新办3月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依法治国办组成人员、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李明征,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王晓光介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十四五”良好开局贡献法治力量有关情况。

“‘十四五’规划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要部署,勾勒出未来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图景。去年底,党中央已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中央依法治国办正在抓紧研究起草《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一规划两纲要’共同构建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是‘十四五’时期统筹推进法治建设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熊选国介绍,司法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熊选国表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任务,也是重要保障。中央依法治国办将着力抓好“四个统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要统筹法治力量服务保障“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统筹全面依法治国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要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重要环节法治工作;要统筹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此,李明征回应,一是突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二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三是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是持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正在提升,讲蛮不讲法、遇事找关系的现象正在减少。”王晓光介绍,下一步将紧紧围绕“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结合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在法治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实现从有形全覆盖到有效全覆盖,促进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具体就是要推动法律进村、入户、到人。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1年03月26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