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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科研信息2021年第3期(总第18期)

发布者:管理学院 发表时间:2021-05-29 浏览次数:

 

本期编辑:李航、代竹、穆阳王亚奇

    核: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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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农家书屋何以发挥实效

数字经济发展促社会政策转型

“链长制”是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有益探索

回顾中外快递史 探寻我国快递业发展新风向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管理学院科研信息》(内部参考)管理学院科研科

2021年第3期(总第18期)2021529

 

社会工作

农家书屋何以发挥实效………………………………………………………3)

数字经济发展促社会政策转型………………………………………………………………6)

 

物流管理

“链长制”是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有益探索…………………………………………………9)

回顾中外快递史 探寻我国快递业发展新风向……………………………………………11)

 

财务管理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15)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19)

 

时政热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6)

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36)

 

 

 社会工作

农家书屋何以发挥实效

王晓毅   

为农村居民提供阅读机会,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重要措施。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乡村图书馆纷纷建立,特别是政府推动的农家书屋项目发展迅速。2019年2月,中央宣传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为农家书屋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仅在农家书屋的内部建设上下功夫还不够,我们还要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发展,加强农家书屋与各部门的合作,为农村居民提供综合性服务。

让农家书屋的图书顺畅到达农村读者手中,成为公共服务最为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农家书屋从2005年开始试点并获得长足发展,到2018年底,全国共有农家书屋58.7万家,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突破11亿册。农家书屋覆盖了大部分建制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村文化服务的短板,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

如果说大多数传统农民因为不识字、生活封闭和缺少新技术需求而少有读书的渴望,那么培养现代农民则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使他们能够在阅读中汲取知识、提升自我。作为一项公共服务,过去的图书馆往往集中在城市、大学,而且强调图书收藏,很少有专门服务于农村居民的乡村图书馆。对于农民来说,买书难、借书难,而借到需要的图书就更难。农家书屋不仅仅是一个配备一些书,让农民可以看书、买书、借书的阅读场所,更重要的是其发挥着教育、科技知识普及和休闲娱乐等多项功能,在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承担着尤为重要的责任。

农家书屋往往涉及到资金、场地、出版、购买和图书管理等多方面问题,因此,建设农家书屋并非易事。然而,比建设农家书屋更困难的是如何使其发挥作用,真正解决农村居民读书难的问题。要让农家书屋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借书、读书的问题,让农民愿意利用农家书屋;其次,要让借书的人能够借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使图书真正发挥作用;最后,农家书屋的读者队伍要不断扩大。

为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许多农家书屋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有效实践经验

第一,通过组织活动,鼓励农村居民参与阅读。因为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的限制,一些地方的农村居民并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也有许多农家书屋不被农民所熟悉。真正发挥农家书屋的作用,就要让农村居民了解农家书屋,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其读书的积极性。对此,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是吸引农村居民进入农家书屋的有效方式。一些农家书屋通过组织读书节、知识竞赛、专题讲座和农家书屋进学校等活动,鼓励农村居民多读书、读好书,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阅读积极性大大提高。

第二,开展多项便民活动,方便读者借阅。居住分散、休息时间不固定,无形之中增加了农村居民借阅图书的难度。为了方便读者,许多农家书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服务方式,如有些书屋的管理人员就居住在书屋附近,可以随时提供服务;有的书屋在农民聚集的商店、集市等处建立图书箱、图书站,方便读者借阅;还有一些书屋将固定的书屋变成流动的书屋,走村串户,为读者提供上门服务。

第三,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农家书屋往往面对着图书更新、人员管理和日常维护等问题,单纯依靠财政拨款很难满足其需求。对此,一些书屋主动整合政府部门资金、动员社会捐赠,带动了书屋的良性运转。不同部门有不同的项目支持农村开展教育、文化活动,将这些活动和资金有机整合起来,可以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为农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四,针对不同对象和不同需求,开展个性化的服务。不同乡村的人口构成不同,服务需求也不同,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在一些空心村,村庄居民主要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在校学生成为主要的读者群,这些村庄针对在校学生的需求,开展读书活动;在一些易地搬迁村庄,村民之间不熟悉,通过书屋的活动,可以密切村民的关系。

实现跨部门合作,畅通“最后一公里”

尽管农家书屋的发展速度很快,而且在服务农村居民阅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看,农家书屋仍存在一些容易导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例如,有些农家书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农家书屋资源闲置,很少有人借阅图书。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图书的品种和质量,因为农家书屋藏书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需要的图书没有,现有的图书读者不需要;其次也有管理问题,部分农家书屋的管理人员缺乏积极性,没有主动服务居民的意识;还有一些农家书屋缺少必要的资金和场地,难以开展活动,或者没有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不能及时向读者提供图书信息。

由此可见,农家书屋需着重解决几个方面的矛盾:首先是小型的农家书屋和复杂的读者群之间的矛盾。农家书屋的藏书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所服务的读者群体却差异很大——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阅读需求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藏书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服务水平和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农家书屋不仅要提供图书借阅服务,而且要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农村居民阅读。但是农家书屋的管理者通常是兼职的,无论是其知识背景还是投入时间,都很难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管理人员可能只是提供开门、锁门的服务。

最后是投入与服务成本之间的矛盾。城市人口集中,图书服务的成本比较低;而农村人口居住分散,服务成本较高,加上农家书屋的投入有限,更为服务质量的提升增加了困难。

农家书屋要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就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第一,将农家书屋纳入综合服务系统中。近年来,尽管基层政府在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整合方面有所进展,但是在技术和知识服务方面,部门分割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比如农业技术部门、农村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都为农民提供培训机会,但各部门往往分头进行。农家书屋为其提供了综合培训的可能,因为这些培训都需要农家书屋提供相应的图书供农村居民阅读。反过来说,这些部门的培训也增加了农民的阅读需求。我们应该将农家书屋与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等部门有效结合起来,解决图书需求和供给脱节的矛盾。例如,可以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农民需求调查,协调农民的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应的图书服务。相关技术部门也要参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管理,从而将农家书屋建设成为农村知识和精神文明中心。

第二,切实解决农家书屋的管理问题。我们可以聘请乡村知识分子承担农家书屋的管理工作,支持他们开展活动,推动乡村阅读和精神文明建设。在部分地区,则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依托农家书屋为居民提供服务。县级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巡回报告、组织活动等方式,向农村居民传播乡村振兴的相关知识,使乡村居民与农家书屋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广泛整合资源,丰富农家书屋活动,将其办成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农业技术推广、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学校课外教育、农村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农村文化活动中心,从而有效发挥书屋的作用。这一举措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共同投入,因此,农家书屋更好地发挥作用有赖于跨部门合作。

来源:《人民论坛》(20190726日)

 

  数字经济发展促社会政策转型

徐晓新

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正飞奔而来。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36.2%,名义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两倍。数字经济的快速兴起,正在推动经济发展范式乃至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也对社会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数字经济:新的经济发展范式

什么是数字经济?按照目前广为接受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点明了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等要点。可以说,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创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数字经济引起了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

第一,在生产要素方面,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或称之为数据,已成为贯穿数字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数据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其他传统生产要素正在不断组合、相互融合,从而引发生产要素多维度、系统性的变革。这意味着,对数据资源的采集、处理、占有和使用的能力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并将成为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收入和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第二,在生产力方面,数字技术使生产力极大程度地得到解放。移动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以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都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从而不仅形成了极具活力的全球信息通信产业集群,更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融合改造,全面提升了管理和运营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第三,在生产关系方面,以新出现的依托数字技术的平台型企业为代表,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变革正在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在2019年全球市值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有7席均为依托数字技术的平台型企业,凸显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企业的快速崛起。平台企业与平台用户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纵向管理关系,从而使平台经济发展呈现出平台管理和政府监管的二元管理模式。平台企业的这一独特地位,不仅对政府的经济规制提出了新要求,也对社会政策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

概言之,作为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数字经济正在引发人类社会系统性、全局性的变化。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它也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赖以构建的经济社会前提,对社会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下面择其要者进行讨论。

重塑社会政策前提

数字经济重塑支撑社会政策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现行税收制度和征管体系与数字经济不相匹配。税收是现代国家生存之本,也是社会政策运行的根基。现行税收制度是与工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工业经济社会中,国民经济的结构形态和组织方式都相对稳定,现代国家逐步建立、完善了国民经济统计和行政管理体系。据此,可以对一国乃至更小区域内经济实体的数量、纳税人,以及有义务参加社会保险的就业群体等关键要素进行清晰的统计和核算,从而实现对一般税收以及社会保险相关税费的准确核定和有效征管。而数字经济对现行税收制度提出了新问题。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突破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限制,使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更为便捷,跨国企业可更便捷地实现价值链的分散和聚合,从而在全球实现税负最小化的利润分配和转移,这对传统上属地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带来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交易活动具有很强的虚拟性,它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平台,不需要人与人的密切接触即可完成商品和服务贸易,从而使税收征管变得更为困难;而互联网平台上生产者和消费者规模的海量化、两者界限的模糊化以及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更进一步加剧了确定税收主体和税基的困难。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这一影响,严重削弱了国家既有的以再分配为主要手段的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

数字经济重塑现行社会政策的前提假设。目前的社会政策体系是与工业经济相匹配的。它以工业化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产业工人标准化职业生涯,以及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作为前提假设,以应对老龄、失业、疾病等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就业新特征正在打破这种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其与就业相关联的风险也就呈现出新的诱因和分布特征,从而给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体系这两大支柱都带来了较大影响。

首先,数字经济时代因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更新带来的技术性失业风险增加。尽管目前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尚存争议,但基本的共识是,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低技能、程序性的就业岗位正在并将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大幅替代,这就大大增加了技术性失业的风险;随着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种技术性失业风险将始终存在,并有可能加剧。与技术性失业对应的社会政策是就业转型服务,而目前我国的就业政策对此还关注不够。

其次,新型就业关系影响社会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数字经济催生了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和快递小哥等新型职业,推动就业模式从“雇主+员工”的稳定就业走向“平台+个人”的灵活就业。这一变迁对现存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体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社会保险为例,灵活就业者参保多选择低缴费基数,且总缴费率比雇主、雇员共同缴费模式低,而这两种模式未来的基础养老金支出则相同;另有测算表明,可选择是否参与社会保险的灵活就业者的医疗支出明显高于强制参保的正式就业职工。进一步讲,灵活就业群体可选择性参与社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保险原有的“强制性”和“义务性”。此外,“平台+个人”模式下的快递小哥等从业者还是职业伤害的高危群体,但相比传统的“雇主+雇员”模式,其与平台企业的就业关系较为松散,在工伤保险缴费责任承担和工伤取证等方面都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新变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工业经济时代以稳定雇佣关系为基础、以雇主和员工共同缴费为支撑的社会保险模式。

推动社会政策实践模式转型

数字经济潜在的收入分配不均衡风险还对社会政策实践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现行基于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再分配工具的社会政策实践模式,主要是针对前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和第一次收入分配差距而设计的,而如今数字经济呈现出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特征,使这一实践模式面临较大压力。

创新能力以及信息获取和利用能力的差异,会进一步影响劳动者收入。一方面,创新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凸显,创新型高端人才因此会得到高报酬。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则面临一种新的局面:一是前述技术性失业风险的普遍存在,使其收入水平受限,稳定性下降;二是因信息能力/数字鸿沟而产生新的分化。

如此,劳动力市场风险增加、新型分化产生,这都意味着数字经济对收入均衡的可能影响。一方面,这要求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政策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现行社会政策体系的经济基础和前提假设亦已被数字经济所削弱。如此,功能需求上升和能力削弱之间的张力,大大增加了对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政策实践影响的强度。

进而言之,数字经济对社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源自其对相关领域的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使得整个经济社会活动日益呈现出高度的虚拟化、流动性、融合化、隐匿性、平台化等特征;另一方面,它在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稳定雇佣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等社会政策主要支柱的影响。

面对上述挑战,社会政策要进一步拓宽其政策资源的筹集渠道,重构社会保险等政策设计,不断增强劳动者面对知识更新加速和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挑战时的可持续就业能力。放宽观察的视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政策体系,重新审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关系,思考如何重塑与数字经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政策研究者新的使命和责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224日)

 

      

物流管理

“链长制”是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有益探索

李芳

当前,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探索实施“链长制”,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有助于推进我国产业链的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夯实双循环发展的产业基础,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近日,为了进一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全面推进产业链“链长制”的实施。一时间,“链长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成为公共管理政策和产业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直接提出:“探索实施‘链长制’,培育一批控制力和根植性强的链主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2月,山东省也进一步强调在2021年围绕10强产业和35条产业链推进链长负责制。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以“链长制”为抓手,积极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一种有益探索。

何为“链长制”?这是一种强化产业链责任的制度创新,即在一条产业链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链主,以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任产业链“链长”,并以此为抓手,贯通上下游产业链条,在要素保障、市场需求、政策帮扶等领域精准发力,补链、延链、强链,推动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一些地方探索的“链长制”就发挥了帮助修复产业体系、协调连接产业链“断点”、疏通连贯产业循环“堵点”、化解与全球产业链断链脱钩风险的作用。比如,去年2月,浙江省发起开发区“链长制”试点工作,加快实现了浙江全省经济开发区企业的复工复产,有效弥补了疫情冲击下市场失灵的缺陷。从浙江的实践探索来看,“链长制”拓宽了产业链联动发展的时空维度,充实了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加强国际产业精准合作的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链长制”的加速铺开,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创新实践。当前,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价值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上各类企业连接的网络化特征更为凸显,任何一家企业和一个地方产业集群想要提升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位置,都需要加强与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融通合作。产业链的连接聚合能力成为我国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和畅通国内经济的基本环节。“链长制”的实施与市场机制互为补充,有助于推进我国产业链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夯实双循环发展的产业基础。

近段时期,“链长制”成为地方政府双招双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和完善产业配套的重要制度支撑。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工具篮”中,“链长制”成为打造新型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链长制”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协同放在本地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明晰区域产业发展的图谱,直观展现出产业链“短板”,为精准制定产业配套政策、提供产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指明了方向。“链长”发挥统筹协调产业要素的优势,链主企业发挥头雁的引领作用,合力推动新业态、新领域的培育,共同锻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队”,畅通产业循环和市场循环,形成产业链健康长效发展的新动能。

推行“链长制”是促进经济领域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有益探索。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实际不断推陈出新,改进产业政策体系,做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链长”应加强与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创新服务观念和服务手段,拓宽产业融合与区域协调的领域,打造适合产业链发展的产业共同体。推行“链长制”需要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依据,善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辅助决策功能,将制度、技术、市场形成合力,着重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卡脖子”难题。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更要以“链长制”布局产业战略支撑点,强化高端产业的国际合作,把握前沿技术应用的话语权。

应该看到,“链长制”有助于畅通双循环,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不能过分依赖“链长制”。“链长制”不能完全代替市场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无法独立实现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智慧决策功能。探索“链长制”的合理边界,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遵循“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避免政府越界干预产业发展过程。趋利避害,扬长避短,“链长制”就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2日 02版)

 

回顾中外快递史 探寻我国快递业发展新风向

李鹏飞

快递行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个行业的发展,本质上是由其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并非一成不变。企业能否及时把握行业需求变化,是决定其是否具备长期成长价值的关键。

一、从国际快递史看快递行业需求

美国快递行业最初源于自信使行业,快递业发展初期,快递企业以固定路线快递业务和在已有固定线路上增加运送货物品类为主要经营模式。1890年前后,美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几家大型快递企业分割了快递市场,快递业进入领头企业崛起阶段,形成区域性经营网络。随着美国铁路网逐步完善,铁路快递进入标准化运营。1914年,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ICC)正式规范了旅客列车加挂快递车辆和邮件车辆的使用。1929年,铁路快递公司(REA)成立,专门经营快递服务,铁路运输发展到了黄金时期。美国国内快递市场基本确立后,逐步向国际快递拓展,快递企业共建多网络运输布局,多种运输方式共同参与。

1997年,欧盟邮政市场逐步开放。其中,德国物流业规模长期居于欧洲首位,拥有全欧洲最密集的运输网络,除了提供日常的快递服务外,还提供仓储、运输等多项物流服务,同时还注重增值服务。德国快递业已是集电子商务、金融等不同业务于一身的综合性服务业,已具备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多功能化等特征。为推动快递业迅速、健康发展,德国快递业以实现绿色、便捷、高效益的综合运输网络为目标,采用“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绿色环保理念和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宏观管控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的快递业起源于家庭小包裹配送需求的不断增长。在快递业出现之前,小物件的包裹寄送主要由国有企业的邮电局和国有铁道业提供的业务完成。直到1976年,大和运输公司在货物配送和业务服务上找到竞争的缝隙,将消费者经常出入的场所作为货物集中的服务网点,运输企业从传统的运输配送转型为“宅配便”的运营模式并快速发展。日本的快递以家庭到户快递为主要业务,经营城市末端的物流配送,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宅配快递”发展模式。虽然日本快递业起步较晚,但随着软硬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发展速度,尤其是快递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位居世界前列。“黑猫宅急便”的成立拉开了日本快递行业的帷幕,此后,小型货物快递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大快递公司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谋求多样化发展和扩大业务服务范围。伴随着网络经济快速发展,1998年快递公司推出任意时间段上门配送服务。网上商店的出现,促使B2C的快递业务量急速增加并将快递业推上了新的台阶。

回顾快递发展史,快递业依次经历了通信需求、制造业需求、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需求、电子商务需求四个驱动阶段。行业的目标市场从单一的信函小市场逐步拓展至整个物流大市场。每一次需求的改变都会驱动快递业向前发展,甚至彻底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二、从中国快递史看快递业发展历程

我国古代就存在以政治目的为主、专门为皇帝或国王传递文件信息的信使以及民间驿站的信差等。从秦王朝建立就有了邮亭,唐代全盛时共设驿站1639个,从事邮驿人数达2万余人,宋代增设急递铺,专门办理紧急军邮,明代的邮驿机构称为通政司,清代通信以驿递为主体,通过水旱驿路网和急递铺两条渠道进行。1878年驿递开始收寄普通百姓信件,随后开展海运和陆运进行信件包裹输送。1896年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国家邮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邮政更名为中华民国邮政,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

新中国建立后,成立邮电部,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1949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活力不断被激发,全国快递业务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形成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1980年,中国邮政开通国际特快业务,1984年开通国内特快专递业务,1985年成立中国速递服务公司(EMS)。198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邮政法颁布。

1992年后,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民营快递凭借珠三角和长三角独特的经济优势活跃并壮大。2006年以后,电子商务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快递业的发展,快递业务量指数增长,至今,快递业务量由10亿件增长至833亿件,规模总量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快递起源于贸易产生的商务信函需求,而后伴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迅速扩张,依次经历了快递业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

三、从快递行业巨头看快递企业运营模式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于1907年成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快递承运商与包裹递送公司,拥有自己的机队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其在商业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联邦快递(FedEx)成立于1937年,是美国快递业发展史上成长最快的公司,以客户满意为宗旨,以规定时间配送、及时反馈客户信息为发展保障,推出根据紧急程度定价的应对措施。德国邮政(DHL)1969年成立,致力于提供全球门到门速递服务的运输网络。日本邮政(Japan Post)成立于1871年,以为消费者提供全面、便捷、满意的货运邮寄服务以及储蓄业务为宗旨。

我国快递企业分为国营与民营两大板块。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要负责中国内地邮政业务,旗下的中国邮政速递(EMS)是全国第一家专业快递企业,拥有最大的快递网络资源,承担着提供普遍服务的邮政职能。中铁快运(CRE)1993年成立,只针对小型货物进行运输,是一家涵盖电商服务、仓储、整车、金融、冷链、代理报关检验、贸易、国际快件等业务的现代综合物流企业集团,也是国内物流行业唯一一家全产业链和现代综合5A级物流企业。民航快递(CAE)以计算机现代管理信息为手段,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全面推广完善的物流解决方案,在汽车物流行业与医药冷链物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营快递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技术变革的产物。顺丰速运成立于1993年,属于网点直营模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竞争力。京东物流成立于1998年,属于京东商城建设的自有物流体系,配送效率高、服务好。1993年国内最早经营快递业务的申通快递成立,1999年韵达快递成立,2000年圆通速递成立,2002年中通快递成立,“三通一达”以成本低为突破口,借助加盟形式迅速扩张。从20世纪90年代初民营快递企业发展至今,市场份额已超90%。

四、从行业现状看国内快递业发展趋势

如今,大到中国经济,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已经深深刻上了快递行业的烙印。从顺丰、“三通一达”、安能、德邦到京东物流、苏宁物流、菜鸟物流再到九曳等供应链物流,以及随着外卖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末端配送企业,如宅急送、UU跑腿等,快递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寡头垄断是企业扩张和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是快递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产品创新是快递企业高速发展的根源。国家邮政局在《快递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快递业务板块由“1+1”向“1+3”拓展,重点聚焦电子商务、制造业、跨境贸易等领域,产业链进一步延伸。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逐渐增多,协同合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网络零售业与快递服务业作为产业链的上下游,两业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协同关系,协同发展不仅是提升网络零售产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快递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未来,在消费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快递行业面临着从基础服务到相关多元化服务,再到专业服务的转型升级之路。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网络数据挖掘与信息资源优化的多元生态管理模式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中国快递企业也将随着需求的多元化而逐步成长为综合物流服务商,产品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得到大幅提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05月24日)

 

 

财务管理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韩文秀

关键词:人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贯彻;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着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都有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全面系统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从整体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因素的整体,新发展理念作为发展实践的思想引领,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工作中都要予以关注,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能畸轻畸重,不能以偏概全。”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整体部署和综合评价,按照新发展理念查找短板弱项,及时补齐补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

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将其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从规划设计、宏观指导、政策法律、财政投入、工作安排等方面明确导向,抓好关键环节,通过重点突破带动贯彻新发展理念整体水平提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年度工作部署,都是从整体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范例。各部门既要履行好自身职责,注重运用新发展理念推动本部门的重点工作,又要综合考虑本部门工作对全党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和影响,从全局出发做好本职工作,统筹兼顾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有的地方创新能力强一些,有的地方绿色发展成效好一些,有的地方对外开放步子大一些,各有长短。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上系统谋划和推进,抓住短板弱项,重视取长补短。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不能脱离实际硬干,不能为了出政绩而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

安全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重要方面。这几年,党中央一直特别重视安全问题,强调要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建议》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就体现了这一思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的内外部风险显著上升,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把安全发展作为从整体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种风险挑战,做好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预案,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

坚持从根本宗旨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坚持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从人民利益、人民福祉出发,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指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要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障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人民群众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要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一切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力量充分迸发,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民生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从大局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迄今为止,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不到10亿。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也要看到,这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不会轻轻松松实现,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创新发展,探索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共享发展,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重视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突出问题,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协调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开放发展,促进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减贫、抗疫、经贸合作、科技交流、应对气候变化、包容性发展等国际公共议题,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建成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坚持从政治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也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发展的科学指引。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领会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做到令行禁止,真正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

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贯彻新发展理念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的受益者是人民,最大的动力来自人民。如果不发展或者发展不好,人民就不满意、不答应。只有坚持不懈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才能真正使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巩固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坚持从政治上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我们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看任何问题、作任何决策、抓任何工作都要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坚定人民立场,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摒弃或调整传统发展方式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因素,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改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强大动力。要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开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统筹开放和安全,通过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时以开放促改革,带动国内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3月22日)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谢岳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治

(一)资本主义福利分配的逻辑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政府定义为市场的“守夜人”,福利分配既非政府的责任也非资本家的义务。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积极干预市场,增加公共开支,创造就业,扩大福利分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转而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试图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大规模削减政府的公共福利开支,鼓励私人资本在福利分配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福利政策的历史变化最终带来两大结果:一是公共福利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二是福利分配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福利分配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福利分配的政治功利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权力精英常常利用福利分配,为政治统治服务。福利分配的政治化、功利化不仅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广大第三世界也十分盛行。福利分配的政治功利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福利分配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手段。其次,福利分配能够提高政治合法性。最后,福利分配能够帮助政治精英稳定和扩大选民基础。

(三)不平等的福利分配

西方国家的政治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福利的政治经济逻辑决定其福利分配政策必然导致地区和群体之间的非均衡性。福利分配的不平等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福利分配的身份歧视。工人阶级相对于农民阶级,较早获得了福利保障。第二,福利分配的类型差异。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福利项目丰富;经济发达的北半球国家,福利项目明显比南半球国家丰富。第三,福利分配的数量差异。一般而言,财政资源越充裕,福利分配就越充分。用于福利支出的税收来源,决定了国家在福利分配时的偏好与能力。第四,福利分配在制度层级上的差异。

上述研究表明,福利分配的非均衡结构与不平等状态在现代国家普遍存在。以福利分配为取向的中国贫困治理,一方面丰富了福利分配的内涵,另一方面为超越传统的、以西方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二、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

(一)中国贫困治理的观念框架

第一,实行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强大政党的全面领导。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度,中国的福利分配是通过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推动和实现的。

第二,贫困治理需要建立在强大的中央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国家的财政能力决定了福利的再分配能力。通过系统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社会释放出强大的经济活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第三,福利分配不止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而且致力于扩展个人实现自由的“可行能力”。中国的公共福利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是通过产业扶贫,将产业发展的实惠回馈给贫困人口,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共享改革成果。

第四,福利分配必须坚持均等化原则。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重视通过福利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在福利分配过程中,不以公民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来区别对待,为所有公民提供普遍平等的财富分享机会。

第五,贫困治理需要依靠国有资本的再分配。私有制不利于公共福利的发展,公有制则超越了私有制的局限,国有资本能够以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方式参与贫困治理。国有资本的参与既壮大了扶贫的资金力量,又能够发挥专业扶贫的优势。

第六,贫困治理需要实现精准化。扶贫资金和项目必须能够尽可能准确地惠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口,否则不仅浪费大量的扶贫资金,更会因为资金使用的偏差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二)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资源

推进贫困治理不断走向成熟的政治资源,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央权威。中央权威的政治资源由三个部分构成:党中央对全国的领导,中央对地方的领导,中央对社会的领导。

第二,政治参与。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则,我国长期以来不断改革与完善政治参与的各项制度,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三,执政为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决定了党和国家机关所秉持的“为人民执政”“为人民行使权力”理念。

第四,行政协同。中央政策需要高效的行政机构去执行,行政执行则需要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持续稳定的协作。

(三)贫困治理的运作机制

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通过具有可操作化的关键机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展示了立体化的行动策略。

第一,中央对财政资源配置的理性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效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以来,为落实国家的民生政策、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对扶贫财政资金集中配置,扶贫资金支出特别是大规模的产业扶贫、异地搬迁的项目投资,实行中央统一预决算管理。

第二,贫困治理的责任化。从行政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的责任化是落实“精准脱贫”的保障机制;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的责任化能够驱使地方政府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放在工作首位。

第三,在基层社会拓展政治网络。在“精准脱贫”阶段,党中央加大了联系贫困群众的力度,动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为贫困治理作出贡献。

三、中央对财政资源配置的理性化

(一)由中央配置扶贫资金

为更有效率地使用财政资金、引导经济与社会发展、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央政府以公共预算改革来实现财政支配上的权力集中。公共预算采取自上而下的“专项转移支付”和“项目制”两种形式,限定资金使用的目的、范围,强制性迫使地方政府专款专用。扶贫资金集权化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安排的精准性,国家直接建立起与基层社会和贫困户的政治联系。

(二)资金管理专业化

扶贫资金的专项化是中央公共预算改革的一种形式,学术界称为“项目制”。通过一整套严格的审核、评价等监督机制,项目制被认为能够更加有效地从技术上保证中央资金的使用效率,遏制地方政府的侵占行为。

项目制的专业化从三个方面提高了扶贫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中央财政部门下拨的资金都是“戴帽”资金,由财政部向下级财政系统下拨,最终转移到指定的县级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能够产生“硬约束”;其次,由中央各个部门下拨的专项资金的分配权属于各部委,在部门系统内部下达资金,不经过地方的财政部门,减少了这些部门专项资金被截留与挪用的可能性;最后,由中央各个部门参与扶贫,如金融、生态保护等,发挥这些部门的专业优势,减少了资金使用的盲目性。

(三)发挥市场作用

扶贫中的项目制改变了执行者的身份。原来由基层官员直接执行的扶贫项目,在项目制下改变为由社会上的“第三方”来提供。“第三方”在执行政策时的动机也会不同,不会出现以权力制造利润的现象。市场机制不仅有效遏制了扶贫资金的非法使用,而且提高了资金使用的专业化水平。

四、贫困治理的责任化

(一)拓展行政责任的范围

随着治理目标的转型,政府扶贫也被纳入问责制的范畴,具有了“一票否决”的影响力。贫困治理的行政问责,采取纵向与横向交叉负责形式。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标志着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政府绩效考核由经济发展向扶贫绩效考核转变。《考核办法》量化了考核指标,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考核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办法。为了更有力地落实扶贫政策,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一次联合发布《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于执行不力的政府领导实施更加严厉的责任追究。相较于《考核办法》,《实施办法》扩大了考核范围,明确了具体责任人。

(二)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在对下级政府采取目标管理时,上级政府也在考核中引入了竞争机制,激励地方干部积极执行上级政策,政策目标完成更加出色的官员会得到更多政治晋升的机会。不过,研究发现,中央强调的政策偏好未必能够得到地方干部一致的积极回应,他们仍然会采取“选择性”执行的策略。开发式扶贫与产业扶贫为改进官员考核提供了可能性,完善了传统的“政治锦标赛”模式。

中央持续增加对扶贫项目的投入,因地制宜制定贫困地区的发展计划,动员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帮助贫困县、乡镇发展经济。同时,中央要求省级政府和部门设立本级扶贫专项资金,作为中央扶贫专项资金的配套资金。贫困治理的竞争还表现在,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地为本地区争取扶贫项目。

(三)为基层政府创造履行扶贫责任的财政条件

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以及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贫困治理的绩效并不理想,有些地区甚至出现越治理越穷困的现象。基层干部从扶贫中牟利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基层政府难以克服财政压力。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渐渐由对抗转向合作。基层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型还依靠大幅度增加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中央与省级财政解决行政支出与人头费用。这种措施有效地减轻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目前,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落后地区对中央财政依附度高表明,东西部政府财政能力的差距在缩小,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渐趋均等化。

五、在基层社会拓展政治网络

(一)与贫困户建立政治联系

为了改进扶贫的精准性,提高扶贫项目开发的专业水准,2012年以来,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干部下基层,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点对点、面对面地指导贫困户摆脱贫困状况。中央要求“下乡干部”带动贫困村资源的整合、因地制宜培育农业特色产业;组建农民互助合作社;以优惠政策等方式引进企业,形成一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府带动模式。

每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都下派干部驻村,担当贫困村的“第一书记”,联合乡村干部共同执行扶贫政策。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还履行扶贫监督责任,防止当地强势人物干扰扶贫资源的分配。点对点、面对面的正式关系,生动地在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政治联系,提升了国家在基层社会的嵌入能力。

(二)以国有资本引导产业扶贫

在落后地区推动扶贫产业的发展,市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只有发挥国家的作用,产业投资与致富才有可能变为现实。2015年9月22日,国务院扶贫办、中组部等9个单位共同发布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结对关系名单》,126家企业成为定点扶贫单位,其中,61家企业位列2016年国有企业100强,2家企业属于2016年民营企业100强。

由国有资本为投资主力的扶贫企业,既克服了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缺陷,又解决了利润过低而造成资本缺场的尴尬境地。国有资本的公益属性使得企业能够接受低回报的扶贫项目;基础设施与农业产业的投入具有数量大、周期长的特点,因而也具备了长期投入的特性。国有资本的上述两个特性,从制度上与资本上解决了扶贫的短期行为,使得国家元素扎根边缘地区成为可能。

(三)建设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基层政府与企业家之间通过建立相互合作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优势互补,实现了农村工业腾飞的奇迹。长期以来,社会组织捐赠是我国政府向贫困地区提供社会福利的一种重要形式,参与扶贫的主要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吸引贫困农民加入互助资金组织,也是合作主义的一种形式。不仅帮助贫困户解决资金困难,而且帮助农户培养了合作精神。

结语

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有力挑战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中国模式。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逻辑,充分发挥制度的政治优势,改革与完善贫困治理的关键机制,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转换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治理活力。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形成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生动体现。

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较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加高效、均等的福利分配,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能充分地履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够充分地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有超越党争与自身利益的局限,贫困人口才可能获得稳定并持续的福利改善;盲目仿效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民主化实现社会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会难免陷入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实现有效的贫困治理,必须在国家层面形成共识,将“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经济发展是贫困治理的“硬道理”,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贫困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通过改革,强化中央政府的制度权威,福利分配的财政资金必须实行中央集权;扩大与丰富福利分配的内涵与外延,转变传统的社会救济式扶贫的弊端,从被动、保守式福利分配向主动、开放式福利分配转变;公共福利实行全民均等化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 10期)

 

 

时政热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5月24日,全国政协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协商会,现将部分发言摘编如下。——编  者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常委  罗志军

为了做好这次专题协商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分赴云南、贵州开展专题调研。委员们调研后认为,当前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面临一些困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还很艰巨,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落后,乡村人才供需矛盾突出、支撑不足。建议:

进一步明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思路。坚持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强化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同时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处理好工农和城乡的关系,重视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独特作用。

紧盯产业和就业,培育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持续推进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加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继续加大脱贫地区劳动力培训力度。

围绕基础设施和人才,为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既要持续抓好乡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又要重视区域性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在乡村人才培养方面,注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培育本土人才。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    

在调研中发现,重庆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0.2%,但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仍然偏弱,涉农科技型企业实力不够强,涉农科技人才较为缺乏。这些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为此建议:

健全农业科创体系,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紧紧围绕农业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支持通过撤、并、转等方式,对涉农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优化整合。

突出农业高新区的培育功能和区域特色。进一步推动地方提升农高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鼓励通过吸引涉农高校院所设立研究平台、配套涉农投资基金等方式,推动在智慧农业、生物业、智能装备、生态循环农业等领域孵化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加强农业科技惠农的人才支撑。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科技特派员带着技术下乡,通过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入股等方式同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就业优先引领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    

调研发现,就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为此建议: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劳动者就业致富。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把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发展之源,坚持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

发挥劳务品牌作用,推动有组织外出就业。如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通过培训劳务经纪人,开展“转移就业百日行动”等,近4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增加了近5倍。

强化脱贫县劳动者能力开发。均衡普通教育资源分布,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提高脱贫县劳动力核心竞争力,促进长期有效稳定脱贫。

促进产业引进与创业有效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优化脱贫县和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就业等政策,鼓励扶贫车间等向企业转变,形成新的产业链。

精准培育高素质农民

全国政协常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根本。在调研中发现,各地对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高度重视,但在对象遴选、培育方式、政策支持等方面尚不够精准,与乡村振兴的需求不相适应。为此建议:

按产业需求遴选培育对象。摸清各地产业发展基础和农业从业人员底数,测算出产业发展所需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各类人才数量,科学制定分类培育计划。

按农民需求实施精准培育。按需对培育主体进行择优遴选,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构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适度竞争的多元培育机制,切实提高培育质量。顺应农业生产规律和农民学习特点,把集中培训分解为应季、应时的弹性学制,采用“菜单式”现场教学。

按发展需求提供政策扶持。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争取发改、财政、人社、金融等部门支持,针对产业发展需求,提供土地流转、财政补贴、示范项目、基础建设、职称评定、金融保险等政策扶持。

推动乡村产业形成“造血”机能

贵州省毕节市政协委员  徐富军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大力推动下,我们不仅在纳雍县厍东关乡陶营村种植玛瑙红樱桃,还在全乡推广种植,带动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10148元增加到2020年的19301元。乡村振兴中,村民们更希望推动乡村产业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机能。

建议突出地方特色,将地方特色品种选育纳入国家战略,加强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和保护,鼓励地方更多发展独特的、有差异的、难以复制和不可替代的产业。坚持市场导向,政府集中于试验、试点、示范,减少对农业经营活动的干预。培育农业新业态,适应订单农业、农产品电商、休闲观光农业等深化发展的需要,加强与之适应的土地、税收、仓储、物流、食检、环保等政策供给。

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

全国政协委员  李云才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打造“西部优势”,在东西部协作中实现资源互相利用、市场优势互补,提升发展效率和质量。建议:

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中,进一步激发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加大派驻西部和双向交流干部的力度,适当扩大规模,完善派驻与交流方式,优化完善和提升产业起点、市场规模、技术创新模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靠人才兴业、创业、成业。

完善和转变资金帮扶方式。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智力支持和技术创新应用,把东部人才和技术优势转化为西部地区协作项目优势,走以创新为驱动的资源整合式、产业研发式、技术共享式、人才高地式的发展之路。

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作用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刘身利

近年来,1.4万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先后在83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创业,为脱贫攻坚做出重要贡献。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农业企业更大作用,建议:

重视发展壮大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群。做好贫困地区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资源条件、具有市场前景的特色产业群,把产业发展同原来的扶贫项目有效衔接、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脱贫地区当地农业企业群。有条件的地方可引进一些外地资本和企业,但不能忽视对本地农业企业的培育和扶持。

大力推进脱贫地区农业企业和农户深度融合。在资金、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脱贫地区农业企业更多政策支持,鼓励引导他们继续深度合作,形成紧密的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加快扶贫产业转型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  李学林

产业是发展之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应推进扶贫产业向乡村产业转化,加快产业兴旺和现代产业发展,建议:

加快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坚持市场引领,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加强对脱贫所选择各类嵌入型产业的后续支持,关注新兴产业培育与关联延伸。促进脱贫产业向乡村产业转化,加强关键环节项目支持。加快推进产业融合,提升产后加工、物流、营销、消费等全产业链价值,加快构建乡村产业现代体系。

加快现代经营主体培育。统筹支持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种养协会及职业农户等主体培育,加大仓储物流、电商等生产生活性服务设施和公共平台建设投入,提升主体运营能力和带动能力。强化农民职业技能提升,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经营型新型农民,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和效益。

“强师工程”助推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  程建平

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人,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教师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结合北师大开展的“强师工程”,建议:

扎实做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定向培养”。为脱贫县定向招收、培养和输送一批“四有”好老师,推动当地基础教育振兴。

广泛开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精准培训”。启动教师素质能力提升计划,重点面向832个脱贫摘帽县,探索“线上+线下”“能力+学历”培训模式,完善教师学历成长体系。

系统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教育研究机构作用,面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进行跟踪监测和深入研究,为国家开展教师教育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扶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格力小学校长  吴金凤

近年来怒江州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有效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但仍存在短板和弱项,为此建议:

继续开展名师领航工程名师到怒江支教行动。2020年教育部向怒江州派出100多名名师领航工程名师和骨干教师,他们成立工作室带徒弟、上示范课手把手教、提出学校管理意见等,反响非常好。希望教育部继续选派名师到怒江支教,帮助怒江教师成长进步。

加大对边远山区教育传帮带力度。建立学校“一对一”对口帮扶,即一所发达地区的优质学校帮扶一所边远山区学校,通过支教、培训、远程信息化等方式帮助解决乡村学校教师数量不足、教育水平不高等问题,指导提升教学与管理水平,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与发达地区的孩子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加大对乡村文化教育支持

全国政协常委  王林旭

我曾在乡村学校的美术课堂上与同学们交流绘画技巧、艺术心得。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深深感染了我,从他们专注的眼神中,我看到大山深处孩子们的艺术梦想和对知识的渴望。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乡村振兴要塑形更要铸魂,在进一步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文化、教育差距。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深刻体会到,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法。

建议国家在乡村文化教育方面进一步出台有效政策,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在加强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民族地区基础文化知识教学的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要适当加大文艺课的比重,并立足当地特点或民族特色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音乐、绘画方面的兴趣。

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  孙诚谊

与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相比,村医队伍建设仍是农村医卫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村医待遇未得到较好落实,村医工作繁重,村医素质参差不齐。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应稳定村医队伍,建议:

明确村卫生室为乡镇卫生院派出机构,村医为乡镇卫生院派出人员,由乡镇卫生院与村医签订用人合同并统一管理。

制定村医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关文件,在职村医均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县级卫健部门审定离岗村医身份和服务年限,村卫生室可返聘退休村医继续执业,参照村干部退休补贴政策发放生活补助。

以辖区常住人口为基数合理量化各项目任务指标,不摊派不属于村医的工作,研发便于村医操作的APP,减轻村医负担。

结合村卫生室承担的公共卫生项目,常见病多发病诊治,中医适宜技术及合理用药等方面开展村医在岗培训。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全国政协常委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应把握三个关键。

一是发展产业,既要选得准,更要延得深。产业选择上注重因地制宜,重点看是否适合当地气候和资源条件、是否有龙头企业带动、是否具市场效益和前景、是否能带动千家万户。产业拓展上,向广度深度进军,推进全产业链发展。

二是培育主体,既要“壮龙头”,更要“带农户”。要健全完善金融支农考核,促使涉农产业信贷“精准滴灌”,破解“融资难”;推动乡村产业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落地,制定点状供地政策和用地指引,破解“用地难”。

三是政策支持,既要补短板,更要活机制。聚焦补齐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培育“新农人”,强化职业教育和农业技能培训;发力“新基建”,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

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明

尽管东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条件、重点和路径不尽相同,但都应重视和谋划好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域作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联结点,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上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建议:

鼓励和引导国内产业由东向西转移。探索将东西部地区之间“财政转移支付”调整为“产业转移”。大力推动“产业西进”,做到“让产业跟着打工人口走”。引导和帮助转移企业充分利用土地变性之后价格差,加快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工艺换代,实现“在转移之中升级”,促进东西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人口就近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村的区域中心,在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生活消费上做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快车道”

全国政协常委    

当前,我国城乡之间经济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建议打通3条“快车道”,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畅通城乡资源配置“快车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施政府资源配置与市场配置资源双向发力。加快形成健全的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快速、无障碍、低成本流通;全面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创新推动金融资源、人力资源向农村流动。

畅通乡村政策供给“快车道”。加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能源、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政策供给。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出台配套的财政、税收、土地、信贷等优惠政策,把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引向农村。

畅通城乡商品流通“快车道”。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村物流网点覆盖率;加快农村龙头型网店培育;提升农村集贸市场、商业网点建设,以物流畅通促产业兴旺、农民增收。

做好乡村振兴生态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    

脱贫攻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还很重。为此建议:

着力固生态优势、强产业弱项。多数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具有独特的生态优势,但缺乏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很多地方解决搬迁人口就业主要依靠扶贫车间,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应着力培育基于生态资源的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比如高黎贡山以其生物的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具备形成生态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应以保护区为基础、以国家公园建设为目标,作为支柱产业核心任务进行规划和建设。生态优势是很多深度贫困脱贫地区的宝贵财富,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自然生态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民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政协常委  许家印

投身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赋予民营企业的历史责任。要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抓手,重点发展一些农民“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划算”的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建议:

重点发展高效集约、绿色环保的现代农业产业,通过深化与国际国内优秀龙头企业合作,掌握现代化农业前沿核心技术,应用大数据、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实施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打造一批高产量、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农产品品牌。

把产业链条多留在当地,为农民多提供就地就近就业岗位,确保老百姓在本乡本土就能稳定获得收入,干得好、干得欢、能持续、能致富。同时,通过引进农业高科技专家人才,培养一批“田秀才”“土专家”,持续提升生产、运营及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打通产供销上下游产业链,拓展精深加工等附属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满足不同市场群体的消费需求,形成持久运营的良性循环。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政协委员  黎春福

易地扶贫搬迁让老百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大家的发展路子更宽、信心更强,都朝着“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迈进。针对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议:

分类解决部分安置户人口自然增长后住房面积不够的问题。例如一户原有母子2人,儿子娶妻生子后居住面积就不够了。类似情况各个安置点都有很多,建议制定政策,采取配套公租房、公用房等方式解决。

对易地搬迁搬出地实施重大生态修复。过去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林、生态扶贫等举措得到一定保护,但投入生态修复资金与实际成本相差较远。应从国家层面给予专项支持、提高标准。

加大对脱贫地区旅游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怒江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发展潜力很大。建议从国家层面帮助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并提供旅游规划专业人才支持。

更加重视产业、市场和金融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  解学智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把握好工作重心,做好相关转换,建议更加突出三个“作用”:

更加注重产业的作用。阶段性脱贫可以靠帮扶,但长远发展必须靠产业。应将乡村产业纳入国家产业发展规划,通过优化顶层设计,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和地位。

更加注重市场的作用。尤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科技创新中的引导作用,有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不断完善乡村产业体系。

更加注重金融的作用。针对乡村金融主体存在的融资难、销售难、控制成本难、防控风险难等问题,尤其要注重发展供应链金融。因为供应链金融不仅可以解决乡村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题,还可以将上下游经营主体紧密联结在一起,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统一规范产业链生产和管理标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要“收入”更要“融入”

贵州省政协委员  王尧忠

我所在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33.85万人。我们在搬迁工作中,同步配套公共服务,把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实现了一户搬迁户至少一人就业的目标。但同时我也感到,就业能增加收入,却不能有效解决感情融入的问题。一些群众习惯了住木板房,一下子住进新楼房有些不适应。此外,人们从不同地方搬到小区集中居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因为习惯、习俗等问题,产生矛盾纠纷,影响邻里和谐。这些问题看似是小事,实则是亟待解决的要紧事。

易地搬迁不是地域的简单变动,也不是不同人群的简单拼凑,更重要的是身份的重塑、情感的融入。建议在毫不放松抓好“一户一人”稳定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社区治理能力的建设,深入细致做好心理疏导、矛盾化解,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搬迁群众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充实,从内心深处真正把安置点当作家,把小区当作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切实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全国政协常委  李世杰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农村人口“空心化”是乡村治理的突出难点;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导致“无钱办事”;治理机制不健全,存在“力量弱”“管理乱”等问题。为此建议:

实施积极的农村就业创业政策,引导人口返乡入乡。做强乡村特色产业,鼓励龙头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健全服务政策,鼓励大学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返乡就业创业。

多渠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从根本上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建立健全扶持政策,支持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各类生产经营实体;探索设立村集体经济项目发展专项资金;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成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力量。

完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增强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党员、群众代表在乡村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夯实村两委队伍,加大从返乡人员、致富能人中选配村级干部力度,健全培训和帮带机制;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人民日报》( 2021年05月25日  15 版)

 

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王金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把“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

“十三五”时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写入宪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生态文明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效更加彰显。“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9项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全部圆满完成。光伏、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有量占世界一半。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8.4%。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领导机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全面推开,成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

生态文明建设全球贡献更加突出。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率先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40余个国家的150多家合作伙伴建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生态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尚未根本形成。我国能耗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0%,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绿色生活方式还需加快培育,2019年我国600亿件快递中使用绿色包装比例尚不到2%。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处于中低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全国约40%的城市空气质量尚未达标,广大县域、乡镇、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艰巨。水生态保护修复刚刚起步,历史遗留的土壤污染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生态环境保护仍停留在大气、水、土壤污染等治理上,而发达国家已将治理重点全面拓展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人体健康等领域。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还需加强。生态文明各项改革还需落地生根、协同增效,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相关责任主体内生动力尚未有效激发。生态环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手段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还不健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仍是突出短板。生态环境监测监管与信息化建设滞后。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污染物治理等领域,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存在明显短板。一些企业和地方法治意识不强,依法治污、依法保护的自觉性不够。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形势日趋复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受到冲击,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治理复杂性进一步提升,给生态环境和全球环境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准确把握“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在总结成功经验和科学研判形势基础上,紧紧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明确“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方向,实现“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十四五”期间,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完善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确保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期间要把降碳摆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制定实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从严从紧从实控制“两高”项目上马。严格控制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研究制定碳税政策,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继续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统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十四五”时期,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要求更高,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延伸深度、拓展广度。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创新和探索污染防治攻坚战新思路和新举措,在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系统治污。在大气方面,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在水体方面,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在土壤方面,加强白色污染治理和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处理。在环境风险方面,紧紧盯住危险废物、尾矿库、化学品等领域,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和治理,强化生态监管,坚决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建设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完善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总体完成基础上,重点是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构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司法保障、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重点在监测监管执法能力、环境市场化投入机制、全民绿色行动等方面取得突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来源:《人民日报》( 2021年05月26日 第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