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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科研信息2021年第4期(总第19期)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1-06-29 浏览次数:

 

本期编辑:王亚奇、骆欣、田江田丹梅

    核: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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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

把握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因素

构建稳定的粮食自由流通市场秩序

“双11”展现我国消费升级大趋势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共享尊严荣耀 共担责任使命

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管理学院科研信息》(内部参考)管理学院科研科

2021年第4期(总第19期)2021629

 

社会工作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3)

把握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因素……………………………………………………………19)

 

物流管理

构建稳定的粮食自由流通市场秩序………………………………………………………22)

“双11”展现我国消费升级大趋势…………………………………………………23)

 

财务管理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25)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31)

 

时政热点

共享尊严荣耀 共担责任使命…………………………………………35)

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36)

 

 

 社会工作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

李友梅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将怎样再转型,中国社会学又要站在怎样的方位,以怎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更加贴切地把握和诠释这一过程,这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征程;社会治理再转型;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20ZDA083)的阶段性成果

一、新征程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新起点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把原定于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之后再奋斗15年,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从“富国”走向“强国”的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立足高远、求真务实,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的开启向全党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统筹“两个大局”和两个“深刻认识”是我们对新发展阶段民生保障的短板和社会治理的弱项进行实践“破题”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准呼应新征程的新要求。

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从社会建设实践来看,民生保障还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而这些短板和弱项预示着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着重点的转移。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社会治理的供给侧,比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激发社会各主体活力、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重构,如其消费不断由标准化、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快速转向个性化、多样化、品牌化的消费选择,在注重物质消费的同时也重视精神消费,在关注个体生活境遇的同时更加注重碧水蓝天的人居环境和公平、法治、民主的人文环境。需求侧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出人民群众期待更精致的品质生活、追求更得体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成为促进供给侧改革创新的力量。

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们的发展预期便会得更丰富且复杂,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只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和一个方面,后小康时代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必然需要同时应对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公平正义、协商民主、法治保障、公共安全、秩序与活力平衡、健康与环保等多方面的需求带来的新压力,而治理体系对这种压力的管理和调节的经验却不多。“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做出工作部署”(习近平,2020a:8-9)。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与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相互交织、彼此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中国也正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上,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人类现代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风险社会,风险作为一种重组社会结构的力量也已经出现,其与物质财富分配机制和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走向(李友梅,2008)。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的超大规模社会,正遭遇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传播、金融危机、资源断供等,这些风险随时可能通过互联网高速传导至人们的生活世界,引发心理恐慌、信任危机乃至于公共安全风险和政治风险。世界变化之快,连西方人也不禁在感叹西方本身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信息化之快,使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重要挑战。网络社会空间民粹主义的盲目出现、垄断和金融创新的潜在社会风险等带来了各种现实问题:网络社交媒体的高度灵活性和部落化的倾向使公众得以将一些通过传统渠道难以表达的观点,借助于网络上的某些公共话题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网络空间似乎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土壤;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平台企业存在数字规则不健全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必须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合理金融创新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由此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责任正在持续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和国家对新征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调整,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于各国人民”(习近平,2020b)。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强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践的评估标准绝不只是GDP总量,还要看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尤其要看大多数中国人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也要成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的过程。因此,对新征程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认知不能仅局限于内循环,也要放眼内外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大范围,还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的认知有新的自觉。“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更好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2019:77)。“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准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习近平,2018a)。习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战略定力。

中国已经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征程要通过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高水平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提供重要支持。而这些决策部署的实施不仅要体现出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高水平转型,而且更要不断加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生活更加安宁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社会治理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共同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在面向具体问题和实际运行时,社会治理会出现不同的主体构成,不同主体的角色与功能、行为取向和运行原则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征和基本定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功能有序、模式化、比较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品格,彰显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治理特色和风范,这对于提升我国应对国际国内新挑战的信心和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中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变动社会”阶段,中国的社会治理必然面临多种矛盾和张力的复合与叠加,比如:与新技术、新经济相关的重大社会风险和县域为主社会治理层级解决以及统筹重大社会问题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激性处理”和未来价值的“持续性追求”之间的矛盾;追求稳定发展环境的“求稳”和改革创新“求新”之间的张力;在基层治理层面,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纵向整合机制和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相互依赖的横向社会协同机制之间如何有效衔接与转换的张力。在现实中,不论何种张力和矛盾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复合叠加构成了社会治理进一步创新的复杂社会情境。这也意味着社会治理要具有应对和处理多线程、复杂性问题的体制机制以及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之间的衔接能力。多种矛盾之间的复合叠加对新阶段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复合叠加的矛盾也对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习近平,2012)。这里的民主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参与式全程民主。这里的平等也不是简单的机会平等,而是在确保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质平等,是扶贫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的政治承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唯有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整体的公共性精神并责任共担地推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才能获得更多积极而稳健的支撑力量。

总之,新征程较之以往重要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今中西”的多元化、复杂性以及多种矛盾和张力正以更为错综、浓缩和升级化的形式反映到当下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情境之中。这也意味着我国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理转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任务变得更为必要和急迫,而对这一任务的回应既要及时有力,也要将视野拓展到中国与世界互动变化的联系中找准关键议题,才能为助推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重要支持。

二、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再转型

每个国家在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都会需要相应的社会治理,从深层次来看,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秩序形成的机制和规则。社会转型是指从一种稳固社会发展模式向另一种稳固社会发展模式的整体性转变,而社会治理转型往往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已经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社会福利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与综治思维的提出,其回应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下如何提升公共资源分配效率的问题;第二次转型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回应的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下如何推进利益协调方法,以在经济快速转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李友梅等,201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开启了再转型的新步伐,其回应的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转变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问题。以下,我们将主要分析涉及社会治理再转型的内涵目标、施政策略与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社会领域而言,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见,新征程的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社会建设水平,而且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社会文明程度有新的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有新的提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无论是“质量”“公平”与“可持续”,还是“为人民”与“新提升”,今天社会治理再转型的内涵与目标不再是一个工具合理性要求,而是成为一个价值合理性的要求。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变化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即“共同富裕”是这个要求的核心。

然而,实现价值合理性目标比追求确定的数值目标更加困难。一方面,从人类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看,全球民主政治危机正在与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叠合在一起;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与大国博弈的出现将持续使中国面对一个更不友好的外部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使人们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也将人们推入过劳与焦虑情境并与传统社会分层逻辑结合在一起强化了社会分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自身的再调整同样困难重重。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解体之后,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稳固的制度性联系被切断了。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街道、社区与村镇,都缺乏像“单位”那样丰富的治理资源,它们虽然能够在协调某个争议事件、解决特定具体问题上发挥作用,但难以在全局上、制度上实现社会治理再转型的新目标。

一般而言,社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解决好诸如社会样态、组织机制和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社会要素高质量转型的实践问题,在理论层面则要研究高质量社会发展的制度设置、运行方式和评估理念相互匹配、网络化逻辑与大数据规则、智能工作系统与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发展等重要议题。这显然不是仅靠某个社会组织、社区、街道、某个条线部门乃至综治中心就能够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再转型如何找到其稳固依托?

新征程社会治理转型升级意味着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制度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有更高的站位,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有追求革新的现代性气质,有解决未来社会发展难题的勇气和魄力,为推进政治秩序、法律秩序、道德秩序的有机统一,为美好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个现代化思路的引领下,市域成为社会治理再转型的新依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开始谋划“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并提出多项政策主张。目前,“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以平安建设为实验抓手,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运作更加顺畅、权责更加分明、上下联动更加方便,这预示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将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并逐步形成高效预测、精确精细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后的社会理论意涵却比上述政策阐释要深刻得多。

以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均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理论预设之上,因而致力于寻找一个如同“单位”的组织机构,比如社区,并尝试建立起类似“职代会”那样稳固、有力的制度,比如综治制度,通过重建“国家—社会”之间制度性联系而应对市场化或维稳的挑战。市域社会治理放弃了这种理论思路,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家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国家”的新思路,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单位来增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和制度执行力。在这种新思路下,市域成为以市级行政单位为圆点的区域融合发展单位,市域党委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成为区域社会治理的谋划者、组织者与推进者。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路线上看,市域一方面要为下属区镇负责,另一方面要与其他市域在更高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上进行统筹,比如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从政治空间的灵活性上看,市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地理概念,而是指以市级党委为核心的更高层次且更强有力的资源统筹单位。作为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市域是一个在党委领导下的,比区镇、社区更加灵活、更有资源、更有能力的共同体。

从县域社会治理到市域社会治理,将在一定程度触及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很难在行政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因而需要在更高层次统筹资源、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这也必将助推社会治理顺应时代变迁。市域社会治理这种模式对于更好地破除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城乡二元分割,推动条线部门的上下联动、跨区域统筹协调,继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市域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我们继续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而且需要继续完善区镇、社区、村落等层面治理主体的责权分配,推动不同层面的社会治理改革,从中央、区域、省域、市域、基层多个层级共同发力,促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社区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衔接(陈一新,2020)。

以市域为抓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再转型的战略部署,而且体现出我国社会发展理论依据的重大转变。这种宏观思路上的改革不仅对中国社会治理理性化、法治化以及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指向了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与精细筹划能力。作为涉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新征程、新阶段的社会治理创新转型之路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审慎地进行系统施策和整体推进。

首先,面向“理性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整体生活秩序的重新定向是理性化更为实质性的意涵。社会理性化要求人们深思熟虑地,有科学判断、有步骤、有效益地以利益格局为着眼点来调适行动,这有利于提升社会适应性与社会整合程度。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求要以可持续性为取向来安排社会行动,另一方面则要求建立以特定价值理性为核心的生活秩序。社会治理体制涵盖了治理主体、各主体职能及组织关系的整体性构架,而社会治理机制则是用以促进、协调、规范不同主体互动方式的逻辑。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水平,需要从两方面共同发力。一是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出发,从优化多层级治理体系的分工模式出发,进一步明确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各层级的积极作用,努力打造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二是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出发,更好地发挥党委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总揽全局、统筹协调、调动各部门积极性的核心作用;发挥政府各条线部门全面正确履行职责,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利益协调体系;发挥群团组织联系群众的能力;发展政社分开、权责明晰、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拓宽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与机制。

其次,面向“法治化”的要求,进一步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的兴起与经济金融化共同带来了工作、消费、生活、社会关系等模式的诸多革新,并对已有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类的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网络社会兴起后,社会交流空间无限延展,人们具有了多种虚拟身份,打破了社会阶层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既定限制,民众的社会态度形成了“跨阶层分布”的态势。社会群体在不断重组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变状态。面对诸如个人超前信贷、网络平台垄断、网络灵活雇佣的兴起等新社会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尽管如此,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状况、新问题,“我们要在坚持好、完善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聚焦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立改废释各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习近平,2020c:7)。新征程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其涵盖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全面、准确、系统确认和保护了民事权利。这些不断深入的战略认知及举措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向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司法公正,强化全民法治观念,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最后,面向“公共精神”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政治引领、德治教化与智治支撑。作为现代公共精神的公共性是一种促使人们从私人领域走到公共空间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有利于生产公共产品的现代精神。公共性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作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指涉的是特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的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走出私人领域,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与共同行动中实现从个人向公众的转化;从参与程序的角度看,公共性指涉社会参与程序的公开公平,使人们能够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从人的精神角度看,公共性指涉个体基于理性与法律规范参与公共生活,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公共性的构建可以使理性化不至于走入刻板科层化的“铁笼”,使人们不至于在工具理性的追求下走向各逐其利的“公地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性构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所需的公共精神之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下夯实这个根基,不仅需要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和最终评判者,而且需要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更需要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培养人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增加人们的社会参与知识,改善人们的社会参与方法。同时,还需要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渠道,进一步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与基层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中的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与自我监督。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强调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等启蒙精神,这既不是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的翻版实践,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全盘否定和逆转,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倒逼改革与转危为机的动力机制下对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不断再平衡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四十多年所走过的路径,既不同于欧美国家市民社会与现代民主国家齐步并举的演进式路径,也不同于东欧和苏联以大规模社会运动与社会民主化为导向的急剧社会变革式路径,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具有渐进式特点的路径。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自觉和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践行。

三、回应时代大问题与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马克思主义知识观要求我们不仅要将知识生产看作特定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而且要极为注重以前瞻性的知识革新来推进整体社会的革新,以生产有机知识来推进公共生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愈加超出我们原有的理解范围,全球政治经济变迁、公共健康危机、科学技术的革新等不断为人类提出新议题,同时也对知识界提出了更为艰巨的挑战。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新征程的开启进入新的阶段,这使得中国社会学准确研判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对时代的迫切挑战作出及时回应变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我们更需要从扎根本土实践、拓展世界性视野、推动跨学科研究出发,围绕新征程中国社会治理再转型进行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

早在20世纪中期,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就对美国社会学泛滥一时的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实用取向、科层制气质等四种问题进行了振聋发聩且鞭辟入里地批判(米尔斯,2017)。然而这些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似,在追求整齐划一的科学视角中忽略了社会学者的社会义务;在慌忙解释令人应接不暇的社会新变化时染上了科层主义的特质。今天,要求学科发展的呼声甚嚣尘上,我们却被一种智识上的不协调所困扰:学者在卷入时代之时,竟无暇去审视时代;在应对问题之时,却无力去思考问题;在求变创新之时,却又不想扬弃固有的成见。面对此种现实,我们需要回顾并超越中国社会学建立的初心。

无论对于发轫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学科,还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机之中、重建于改革开放重大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学而言,扎根于本土实践、回应时代关切始终是我们的立足之本。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探索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及乡村社会再造之时,中国社会学不仅参与到特定的社会运动之中,甚至还成为生产社会知识的重要领域,在经历了中国社会实践的检验之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图景与社会知识。费孝通正是在这场社会运动中,依据其对现实生活中农民实践经验的观察,在与西方社会学科知识对话中发起对话与挑战,从而确立了新的知识主体,发掘出新的社会知识;他在理论探索中将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实践放在其理论的核心位置,强调了社会学知识的道德特性。正因其始终扎根于乡土社会,深入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才能从“差序格局”“社会圈子”“时势权力”“礼俗社会”等中国社会的特性出发,回应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社会变迁等普遍议题。

费孝通从事求知”的方法论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超越文野之别。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既不能是对西方理论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缺乏辨析的无脑批判、浅尝辄止的勉强回应,也不能是不顾方向地低头拉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闷头探索,而是要在深刻洞悉理论的基础上,超越既有理论与方法的窠臼限制,在对国民命运的深深关切中,从对本土实践的深刻体悟中去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二是以主体立场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能将其研究对象想象为没有能力表述、没有知识进行判断、没有智力表达的客体和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对其进行启蒙与引导的“他者”,而是需要将研究对象作为知识生产者,作为承载了重要社会构建作用的主体与行动者来认识他们的需要、目标、互动方式与行动策略。三是以本土知识来回答时代性问题。构造本土性知识并不等同于以文化独特性为借口在具体而微观的故事中固步自封,也不是在深入田野的幌子之下在旧有的知识体系中画地为牢,而是要从中国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实践之中洞察并回应对人们工作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的时代性议题。

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有祖国的,扎根本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化传统。列宁经由其革命实践而提出了“先锋队”的理念;葛兰西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经由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思,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理念;而费孝通也是扎根于本土实践,一方面以严谨扎实的社会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另一方面以中国的本土实践推动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从而真正参与到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之中。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深陷于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漩涡,这个漩涡正将研究者们卷入南辕北辙的“表述竞赛”中。正本清源地看,中国之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何曾是无足轻重的“他者”?而全球政治经济风云之于中国,又何曾显现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西方”?自1840年始,中国与世界便不可逆转地彼此勾连、相互嵌套。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应如何应对和选择,同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能为全球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加以反思。

在各学科发展已然在理性化轨道上向前迈进的现代社会,本土化当然不等同于无视学科范式、不顾普遍性知识生产的自说自话,而规范化亦不等同于不顾文化主体性、多元性与反思性的“极端现代主义”(斯科特,2019)。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知识生产,不仅要求我们在遵守学科规范的基础上走出古今中外的各种限制,去勇敢回应全球性的重要议题,而且要求我们对本土社会进行“从实求知”地调研,掌握丰富、可信且有效的一手素材,为回应全球性议题提供智慧。

今天的中国不同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当国外学者已然提出“全球中国”的概念时,中国社会学者的文化自觉便已经不能仅是以中国本国问题为着眼点、以中国本国田野为立足点来探讨全球化对本土社区的影响了。从方法论上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自觉应是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全人类,在具体研究中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去反思与回应现代文化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与难题。无论不同文明的现代性表象具有怎样的差异与特性,我们都不能在强调文化价值的单一性或绝对性中窄化了自己的研究视角,束缚了社会学者的想象力,继而臣服于文化还原论的反智倾向。

推进新征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既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是在今天继续回应诸如现代性危机、公共性难题、不平等的再生产等前人业已提出的根本性议题的需要,中国社会学于此大有可为。人类仍然面临着金融危机、核泄漏等人为风险的威胁并不时处于森林大火、病毒传播等灾难之中,需要时刻准备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即便人类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思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们不断从空间生产、知识创造、金融工具、技术革新等角度探求加速积累的新逻辑;即便人类已经从南极冰川的融化到微小病毒的进化推断出社会秩序的变革轨迹,但我们仍然在一些根本性的难题前踟蹰不前。今天,随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将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议题发生更多共鸣。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我们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起卷入到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中,但我们比其他“南方国家”更为成功地解决了贫困问题,比欧美国家更加迅速有效地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疯狂蔓延。中国已然在丰富多元的社会实践中围绕化解各类矛盾积累了更多经验。中国经验对于人类知识发展举足轻重,中国经验也不应仅仅属于中国。在与拉美及亚非学者的交流中,我们深知他们对中国如何摆脱依附、解除贫困以及如何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方面的举措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在与欧美学者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他们渴望在技术革新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比较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往往以相异的策略应对相似的问题,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不是在强调本国的独特性时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遭遇、共同难题与类似处境。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自身的经验来回应世界问题,在与共同体同仁的交流中探索人类发展的前路。我们还要明白,这一成果的获得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能够有效反映本国经验的知识体系。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等著作中,为我们开辟出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本土化”研究路径。本土化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旨趣是寻求本土化与国际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统一,寻找科学视角与道德视角的彼此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治理研究需要提出更具全球视野的议题并对此作出回应,而这些议题正是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难题、国家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先哲们提出的根本性议题。

行动者呼唤生活世界的变化,国家呼唤治理模式的推进,学界则呼唤认识论的革新。如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扬长避短,怎样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我们又该如何推动高水平技术与高质量社会的相互生成?面对这些议题,社会学更需要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持续强化学科规范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拓展、深化跨学科间的交流,在与其他学者的共同探索总结中,不断突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过去四十余年来,面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大批具有鲜活本土意识的经验研究不断涌现,如单位制、城市社区治理、乡村建设、社会分层等研究,涉及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众多领域的社会学观察。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总体的、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延伸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动了社会系统性特征的变化(李培林,2020)。中国社会学人不辱使命,在中层理论的建构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学者发现,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形态,与西方社会“弱关系”的功用不同,中国社会“强关系”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更为有效;中国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乡村地区本身的工业化,“温州模式”“晋江模式”“苏南模式”等经验表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呈现的“自下而上”特征,补充和丰富了西方发达国家由中心大城市带动乡村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理论。中国的劳工研究提出城乡二元劳动体制、“老工人”与“新工人”以及“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分析概念。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深耕基层,关注组织制度变革,尝试性地提出了和“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近年来,国家治理与基层扶贫、“三和大神”与新兴社会群体、中产教育与社会心态、养老保障与安宁疗护、数字时代的新就业形态等诸多新议题得到了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理论与经验研究离不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的不断开展,为我们了解社会动态、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深感中国社会学可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还很薄弱,原创性的理论供给缺乏系统性,且在较大程度上呈现碎片化特征。在试图深入解析和说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时,知识的生产者总是不免要借用他国提出的概念工具。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将“国家”“社会”“历史”等“带回分析中心”的研究范式,但我们仍需进行严谨而理性的学术思辨,形成应有的学术对话能力,如此才能充分洞悉“古今中外”的理论与实践,实现新突破。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自觉”不仅是学理性的方法论问题,而且还是如何破除本学科褊狭性,使学术学科体系获得完善发展的实践性问题。从主体上看,不仅学术研究者需要建立自己的“新自觉”,社会学学科学术体系的设计者、管理者和推动者更需要建立起“新自觉”意识。目前我们的学科设计尚缺乏相对独立性,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缺乏紧密的相关性,学术问题间的隔离现象比较严重;优质学术期刊相对不足,而学术成果的考评制度又不足以有效推动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知识的积淀。因此,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新发展和新作为都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中国社会学亟须增强跨学科合作意识,以提升开辟新领域的综合能力。面对不确定的复杂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打通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以便使各门社会学科对自身的褊狭性有所认识,在遇到合理意见时可以做出比较充分的回应,进而形成研究的合力。我们要认识到,对历史、经济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都不是某一学科的专利和特权,学科间的合作理应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义务。而今,多学科融合发展不断成为新的学术思想萌发的重要推动力,这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首先拥有一个严谨而开放的心态。

四、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引用列宁的话来评述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2018b:7)。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开放性、发展性、科学性与实践性,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发展中国社会学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社会学必将在对社会实践的时代关切中,在对社会治理再转型的研究中不断生发并开启自己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陈一新,2020,《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2020,《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友梅,2008,《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社会》第6期。

李友梅等,2018,《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米尔斯,赖特,2017,《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李钧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斯科特,詹姆斯·C.2019,《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2012,《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 2013/0325/ c40531-20902911-2.html)。

——,2018a,《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 com/ gn/2018/11-07/8670952shtml)。

——,2018b,《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a,《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b,《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04/c_1126698327.

htm)。

——,2020c,《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求是》第22期。

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 2期

 

  把握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因素

权小娟 卢春天

青少年健康不仅事关个体成长与幸福,更关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竞争力增强。伴随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城乡青少年营养状况均得到明显改善,身高等生理指标显著上升。但与此同时,青少年各年龄段的身体机能和运动素质却在逐渐下降。因此,探问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健康

事实上,青少年健康水平下降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对青少年健康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探索。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社会环境因素而非基因在起作用,特别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如身体活动减少、屏幕时间增加。

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大量体力劳动逐渐被机械工具取代,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交通出行还是工作场所中,这种特征都越来越明显。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对146个国家/地区约160万名11—17岁学生的调查表明,77.6%的男生和84.7%的女生身体活动水平不达标;我国学生身体活动达标比例较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偏低,女生则更为严重。这使他们当前和未来的健康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罹患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的概率都大大增加。而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消费、学习、休闲娱乐等方方面面的行为,大大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机会,增加了屏幕使用时间。2002—2010年,青少年看电视时间略有下降,但这种下降远不及电脑使用时间的大幅增长。平板电脑、手机等的使用已经构成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休闲活动往往是基于屏幕的、静坐的,而不是户外锻炼、运动或玩耍。也就是说,对于成长在这一时代的青少年而言,一方面坐享技术发展带来的高效与便利,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独特的健康风险。

而在我国,除了社会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身体活动减少、屏幕时间增加外,青少年还要承担因激烈教育竞争和压力带来的更多课业负担,相关意见和讨论常见于街头巷口、大众传媒中。多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生做作业时间、上课外班时间都增长明显,而且领跑全球,远超国际同龄学生平均水平。

准确把握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

身体活动减少、屏幕使用时间增加、课业负担过重,被视为当前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社会风险因素。其中,前两者主要是社会技术发展带来的,在全球具有普遍性;而第三者与我国特殊的社会文化传统和阶层流动状况有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倘若要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当前我国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并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提升干预效果,就需要将这三者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比较分析。原因在于,倘若这三者均对青少年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忽略任何一方的估计都可能因为遗漏重要变量而产生偏误。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孤立的分析都无法考察各风险因素效应的相对大小,难以为相关社会政策制定找到重点与方向。进一步,这种比较分析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在较为宏观的层次比较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的相对效应大小。二是不同风险因素本身都是多维度的,如身体活动包括任何消耗能量的身体移动形式(如家务劳动、上下学交通方式),而不仅仅是体育锻炼;屏幕使用时间有学习型的、娱乐型的、社交型的,有的基于电视、电脑,有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课业负担有源自学校的、有源自家庭的,可以分为校内、校外。对各因素不同构成部分影响的比较分析同样重要。

无论是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还是课业负担,最终都要体现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在时间上具有竞争性,即这些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风险因素可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但一些经验研究却发现并非如此。比如,中学生课外学习时间与体育锻炼时间呈正相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相关抑或无关,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课业负担减轻是否一定会带来身体活动的增加,身体活动增加必然意味着屏幕时间减少吗?身体活动、屏幕时间、课业负担三者是否联动?究竟是什么占据着青少年的身体和生活?回答类似疑问,也需要将这三者纳入同一框架进行分析。

多措并举保护青少年健康

促进青少年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于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就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对健康的影响进行专门分析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已有文献多是就其中的某一个展开分析,偶尔同时考虑两种因素,很少有研究将它们纳入同一框架考察,既比较其相对效应大小,又分析其间的联动性。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围绕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到如下初步的结论:第一,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均对青少年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身体活动的影响为正,体育锻炼如此,家务劳动亦如此;而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总体上会降低青少年健康水平,特别是上网、玩游戏时间和过长的校外学习及作业时间。第二,身体活动对自评整体健康的影响最大,屏幕使用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尽管课业负担长期被视为导致我国青少年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但它并不是最大危险因素。第三,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在时间上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多表现为正相关或无关。这说明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相互独立的社会原因,同时也意味着任何单方面的政策措施与努力都不会改变其他风险因素。各风险防控应同时进行、多措并举,否则将事倍功半。

当前,身体活动不足和课业负担对青少年健康的危害在社会各界已得到充分的认识,增强体育锻炼、减轻课业负担也成为多项国家战略和计划的重要内容,但对屏幕使用时间的健康影响似乎还重视不够。由于身体活动、屏幕使用时间、课业负担的健康效应具有独立性,在强调增加身体活动、减轻课业负担的同时,还要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否则,前者的努力很可能被后者无声消殆。这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尤其重要。现如今,数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通信联系、生活消费、休闲娱乐的重要渠道和载体,是个体融入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出生并成长于这一时代的青少年,对电子屏幕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如何“逆”这种社会潮流保护青少年健康,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02日

 

      

物流管理

构建稳定的粮食自由流通市场秩序

刘慧

启动新一轮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以前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照单全收”做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农民更好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提高了供给质量,扩大了有效供给

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粮食价格波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话题。今年受疫情、灾情等因素叠加影响,粮食价格波动较为频繁,引发一波又一波粮食安全舆论危机。实际上,在当前粮食收储市场化的格局下,粮食价格涨涨跌跌是市场波动的正常现象。但是,在坚持深入推进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通过灵活的宏观调控手段,防止粮食价格出现暴涨暴跌,真正做到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

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运民生的压舱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2016年之前,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产量,我国长期实施托市收购政策,实现了粮食持续增产、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粮食安全目标。但是,在国内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的同时,国内外粮价倒挂严重,大量国产粮食进入粮库,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出现“国产粮食进国库、进口粮食进市场”的怪现象。这种靠“政策市”来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造成国家财政负担重、粮食资源浪费大,不具有持续性。

2016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动新一轮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以前农民生产的粮食国家“照单全收”的做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农民更好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提高了供给质量,扩大了有效供给。各地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粮食收购主体由以前的中储粮“一家独唱”向多元市场主体“大合唱”转型,粮食逐步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市”转型,市场化收购比重不断提高,一个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逐步形成。

粮食企业是市场化收购的主力军,是实现“藏粮于市”的重要载体,必须大力培育发展粮食加工企业和规模较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充分发挥“藏粮于市”的作用,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粮食供应安全。但是,粮食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简单地炒作粮价,以囤积居奇为手段获取暴利,而是要树立“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理念,构建稳定的粮食自由流通市场秩序,依托良好的粮食生产基础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构建从原粮到成品、产区到销区、田间到餐桌的“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经营模式,通过强链、补链、建链,补齐短板,使供需结合更加直接、更加紧密,要注重遵循市场规律,打通市场运行的堵点,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随着粮食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更多粮源由政府的粮库转移到社会主体手中,转移到市场上。也正因此,粮食价格波动日益频繁。保障粮食安全,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为了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已经由以前的直接调控转向以政策引导为主的间接调控,构建起与改革相适应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要不断完善粮情监测预警系统,全面准确掌握市场行情,真正做到心中有数;用好用活库存政策性粮食,完善储备粮吞吐调节机制,要发挥好储备粮的“调节器”“蓄水池”功能,灵活运用收购、销售、轮换等方式,有效调节供求,合理引导预期,保持粮食市场稳定。不断深化粮食产销合作,支持和鼓励产销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形式多样、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促进区域间粮食供求平衡。要强化粮食市场监管,推进依法管粮,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防止出现压级压价、“打白条”等坑农害农现象,坚决打击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确保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11月19日)

 

“双11”展现我国消费升级大趋势

黄鑫

关键词:电商中国消费中国经济消费中国

“双11”不仅是我国消费升级、经济转型的展示窗口,也验证了我国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双11”消费特点的变化,体现出中国消费升级大趋势;消费模式的创新,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脉络;消费场景的放大,证明了中国消费空间仍然潜力无限

今年的“双11”,一边是成交额等各种破纪录的数字,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消费新空间,另一边是直播、反向定制等新玩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折射出新消费正在重新定义消费格局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可以说,“双11”不仅是我国消费升级、经济转型的展示窗口,也验证了我国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

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彰显出中国市场强大的内循环实力和消费动能。“双11”活动开启以来,电商平台以及背后的千万商家联合推出种种促销手段——拉长时间拓宽交易场景、简化优惠方式扩大优惠产品、直播带货放大明星效应、线上线下加强融合共振、品牌升级深入下沉市场、发挥供应链优势加大高品质商品进口、升级“黑科技”加快物流速度……在此助推下,“双11”消费速度和额度不断刷新,消费空间不断扩容,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有力证明了中国消费内需强劲的势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同时也是新起点。相关实践证明,互联网消费能为打通经济内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并催生新动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

消费特点的变化,体现出了中国消费升级大趋势。10余年来,“双11”的主要订单从最初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品类,到向食品、美妆、服装等全品类扩展,再到今年的体检、教育、家居清洁等新品类备受青睐。同时,高端产品、品牌商品以及进口商品增长迅速,这一点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也得到了验证。可见,消费者对“双11”越来越理性,从主要看价格到更关注品牌、品质、服务、个性偏好等,反映出品质化生活趋势,也契合了“十四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等理念。

消费模式的创新,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脉络。新冠肺炎疫情在冲击线下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互联网的潜力。同时,为了谋求生路,传统产业也积极与互联网新技术相结合,诞生了更多新业态、新服务,加速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今年“双11”,电商平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共振更为明显。连接着产、消两端的电商平台充分发挥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通过反向定制等新模式,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边界,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提升了制造业的资源配置能力、协同能力和服务支撑能力,重塑传统制造业新优势,并带动传统产业带数字化,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消费场景的放大,证明了中国消费空间仍然潜力无限。融合线上线下、打通城市乡村、联动内贸外贸,今年“双11”,消费场景不断扩大,释放着新的内需潜力。一方面,“下沉”仍是主题词,借助于互联网服务的普及和遍布全国电商配送体系,越来越多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的用户成为新的消费主力军。另一方面,海外品牌和商家纷纷加入中国“双11”狂欢盛宴,谋求冲破疫情和经济下行的重围,既满足了国内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姿态,也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强调进一步培育壮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更好释放内需,增强经济恢复性增长动力。同时,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4亿,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连续3年全球第一,5G、工业互联网、IPV6等多个新基建重要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这样的产业形势和政策推动下,可以预见,今后“双11”还会带来更多新期待。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11月13日)

 

 

财务管理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日益呈现滞后性的三维向度

裴长洪 刘斌

互联网时代,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实践的总结,对于当代全球贸易的新特点、新业态和新现象也缺乏解释力,呈现明显的滞后性。随着国际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其微观理论难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象,宏观层面的国际收支理论更是存在重大缺陷,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也难以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

微观视角

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的主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根基是机会成本。但有些学者认为,机会成本并不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唯一动因,资本、土地等要素禀赋同样会影响国际贸易。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 G. Ohlin)因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

不可否认,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能够合理解释“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然而对于解释“北—北”型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却无能为力。按照H-O理论,美国应该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悌夫之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主要形式,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是产生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因,传统贸易理论认识的落后忽视了生产中的技术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建立在模块化、标准化技术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为解释国际贸易动因开辟了新路径。同一产业内企业具有同质性,这是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但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这一假设显然与现实相违背。新贸易理论一个暗含的重要结论是:由于企业是同质的,同一产业内只要有一家企业出口,那么所有企业都应该出口,这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据此,马克·梅里兹(M. J. Melitz)创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差异,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够迈过出口“门槛”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贸易理论。

从以上梳理中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一次又一次创新发展,总是在克服了原有国际贸易理论的缺陷后问世的。

依据上述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出口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会不断固化,容易被“低端锁定”,因而诸如中国此类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使基于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弱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的分工模式。

现实发展并没有按照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演进,中国不但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资本积累速度反而在不断加快,资本型行业比较优势的形成甚至比美国还要快。

新新贸易理论对解释21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出口决策行为具有合理性,在许多国外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新型贸易理论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最新成就,迄今已整整过去了16年,在此期间,国际贸易模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更不能解释21世纪以来跨境电商的发展。

近些年,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创造了超过60%的贸易额,这一比重还在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即便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也是难以解释的。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是对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延伸,主要是从动态视角考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基于技术不变假定的动态H-O理论认为,如果保持充分就业和稳态增长,原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不断加强,很难发生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准则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某些因素导致了静态比较优势的逆转,那么该国经济增长势必会遭受损失,比较优势的转变要付出经济增长下滑的代价。显然,该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比较优势转变的兼容性。

近年来,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得到长足发展。该理论主要将宏观增长、技术演化、动态移民等因素引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解释在资本跨期积累、劳动力跨区流动、技术内生等情形下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但其主要讨论异质性个体的创新与移民决策,既缺乏对政府所应承担的修正外部性责任的研究(“有为政府”的角色),也较少着眼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议题。

宏观视角

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微观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存在滞后性,但总体而言,基本逻辑框架具有相对合理性,原有理论一般能够解释当时部分贸易现象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相对而言,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始终没有得到现实的验证,特别是其主要部分的国际收支理论。以价格为中心的一般均衡论基本主导着国际经济学宏观层面的分析,汇率代表国际市场不同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中宏观分析的核心。运用汇率干预手段平衡国际收支,成为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所谓“经典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之所以失效,主要缘自三个方面。

第一,不完全竞争市场导致汇率机制失灵。基于一般均衡的汇率理论,基本假设是市场的充分竞争,但国际经济贸易实践中却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发达国家对战略性资源(如石油、自然景观)、技术的垄断,以及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管制,必然会导致贸易失衡,即便通过汇率(价格)干预也无济于事。石油出口国、技术出口国、旅游出口国等资源垄断现象,并不因价格和国际收支调整而改变。例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导致的。

第二,伴随资本输出的贸易品输出也不随汇率变化而改变。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势必促进中间品贸易的跨境流动,汇率变动无法改变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流动。

第三,低储蓄率与货币霸权的双重作用。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较低,美国人超前消费的观念和低储蓄意愿势必导致美国大量进口。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中外围国家的储蓄过剩更加放大了美国储蓄缺口,全球过剩储蓄通过房价、股价、利率、汇率传导到实体经济,加大了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

当然,美国的低储蓄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贸易逆差。因为同样低储蓄率的欧盟成员国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德国甚至是贸易顺差国。贸易逆差本质上体现为对外负债需要清偿,为了降低外债比率,欧盟成员国会适度降低国外进口。而美国则不受清偿约束,依赖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以“印刷”美元实现对外支付,汇率变动无法改变由美元霸权引致的贸易逆差。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愈大,愈会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不平衡本质上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平衡在货物、服务流上的表现。

货币贬值不但对解决贸易不平衡于事无补,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主要表现为“货币贬值陷阱”与国际游资冲击。从经常账户看,货币贬值后“J曲线效应”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即使经过了货币贬值的传导阶段,许多国家和商品由于不满足“马歇尔—勒那条件”,也无法实现改善本国贸易赤字的目标。货币贬值还会产生“棘轮效应”,导致各国掀起“货币贬值竞赛”,本国连带其他国家同陷国际收支失衡泥潭。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马克升值的结果,都验证了干预货币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

从资本账户看,随着经济金融化迅猛发展和各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短期资本对汇率变化的反应非常灵敏,汇率波动势必导致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对国际收支形成巨大冲击。总之,运用货币贬值手段平衡国际收支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全球视角

国家集团首脑会议从G7到G20,国际贸易组织从GATT到WTO,多边主义的演进成为国际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的潮流。那种认为国际公共品只配由极个别霸权国家提供,大多数国家只能被动消费的观点是落后的。正是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需矛盾不断加剧。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霸权领导体系”,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霸权稳定论”。不可否认,该理论对解释20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初始贡献。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认为,国内市场规模赋予了大国独有的市场权力和强制性权力,进而可以维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霸权稳定论很长时间对维护全球三大经济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治理失败导致危机深化,随后爆发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招致全球经济崩溃。美国趁机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通过“怀特计划”建立了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霸权国—国际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运用投票权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选择性供给”。这一安排既弥补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位,也保证了霸权国利益,使战后十余年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持相对稳定。

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治理,西方媒体不断在鼓吹这种思想。“霸权后合作”理论甚至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单极化”在后霸权时代依然会发挥作用,即使在美国经济衰落之后,“关系型权威”仍然能够凭借其功能而独立运行,进而保持美国的制度性霸权地位。但事与愿违,在霸权国相对衰落的后霸权时代,制度并没有成为其维护霸权稳定的工具,制度改革反而成为国家争夺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多涌现的是,各国对当前制度的不满,要求对其加以改革(如当前发达国家强烈要求WTO进行改革)。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失灵、治理工具失效、治理主体缺位等诸多问题。

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四个赤字”,分别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安全赤字与发展赤字。

一是治理赤字源于公共产品的供需不匹配。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供需不匹配问题凸显。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明显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显著下降。美国不愿意免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仍想维系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转型经济体希望通过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二是信任赤字源于单边主义的兴起。当前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迅猛抬头,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各国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严重冲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些国家甚至将本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鼓吹并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大国间的“竞合关系”开始偏向竞争、脱钩甚至局部对立。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断增加。

三是安全赤字源于西方中心主义所谓“文明冲突”的加剧。全球安全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几百年西方中心主义秉承的文明观,鼓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其核心是有人认为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须顺应西方文明,或长期演变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从这一路径,势必发生冲突,甚至诱发战争。西方有学者又引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追赶国必然与守成国发生冲突。西方国家按照该理念制定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有些国家甚至以“人权”为幌子直接干预别国内政,给世界发展稳定带来了极大挑战。

四是发展赤字源于贫富悬殊的拉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大提升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力水平。然而,部分地区和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红利”之外,不同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态广泛存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部分地区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

西方国家“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和“中心—外围”的发展理念,难以推动全球普惠平衡的发展,无法弥补国家、地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 2期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谢伏瞻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既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历史性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光辉结晶。这里仅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谈一点感受和认识。

一、政府与市场: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探索

“放任”与“统制”,构成政府与市场关系完整谱系的两极。从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到“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父爱主义”大政府,人类沿着这一谱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历史钟摆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在这个谱系上来回运动。

在思想谱系的一极,秉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调节经济运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只要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处理那些市场无法做好,但对社会而言又不可或缺的事情。斯密的“守夜人”政府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思想谱系的另一极,赞同中央计划经济的学者则认为,市场机制在公平和效率两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危机频发。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应当取代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全民的根本利益。传统计划经济学派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

处在思想谱系两极之间,则是更加丰富多彩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虽不认同政府越小越好,但仍信奉新古典教条,相信市场机制可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弗里德曼和科斯的观点比较典型。弗里德曼认为应把政府定位为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只要清晰且公平的市场规则得以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将有效配置资源,直至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和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强调政府主要职责应集中于界定和保护产权;因为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交易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所在。

第二类,高度重视市场失灵现象,强调政府必须在经济运行中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发现,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则可能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政府必须承担起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能。萨缪尔森则进一步指出,即便市场经济高度成熟,也会存在微观无效率、宏观不稳定和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必须出手干预,克服市场失灵。

第三类,认为政府作用不应局限于弥补市场失灵,有效政府可以增进市场功能。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强调政府应成为市场运行的前提与保障;青木昌彦的“市场增进型政府”则认为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政府”则可以发挥塑造和创造市场的功能,在创新活动中发挥引领作用。

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历史逻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都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完美组合与微妙平衡,将一直是人类在经济制度建构上孜孜以求的目标。

二、70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一段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伟大实践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纲领,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社会主义改造迅速推进,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并在此之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至此,政府完全取代了市场。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能够有力地动员资源,快速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也存在不少弊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这一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我们要以苏联为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8年到1976年,进行了多次“体制下放”,通过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来激发活力。这种变革始终在政府内部进行,没有触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

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大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不断强化市场的调节作用,向“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体制中注入更多市场化因素,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改进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举突破了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之后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对于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强调越来越突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认识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突破。它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实践,突破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也不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所能概括。这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以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首先,中国的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对立互斥关系,二者的作用是互补的。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数十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寻找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实践表明,要形成这一良好局面,首先要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本原则,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使政府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和保障。政府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判断和决策。

第二,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形式有着很大不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演进的。在后发赶超阶段,中国面临着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高,结构性扭曲严重、要素资源稀缺的局面。同时,我们一直面临着发达经济体的外部竞争压力,在特定时期还遭受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刻意打压与扼制。想要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实现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经济发展,就要求政府在动员资源方面发挥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强政府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经济完成了“起飞”,逐步迈向高收入经济体,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各种扭曲就可能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点应进一步转向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强政府、甚至计划经济成为热议的话题。但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政方针决不能因一时一事而易;冷战时期苏联的教训值得汲取,那种完全或主要依赖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是难以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

第三,地方政府的作用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高度关注辖区内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效益,由此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独特的现象。数十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蕴藏于其中的“企业家才能”来促进市场发育,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同时,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也带来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债务高企等一系列问题。一分为二地剖析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可以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探索提供新的素材和灵感。

总之,与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传统截然不同,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干预作用就非常明显。政府显然不是越小越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有为、有效。但政府作用要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政府转型的方向。着眼于中国的伟大实践,提炼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典型化事实,我们将可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贡献。(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来源:《经济研究》(2019年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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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尊严荣耀 共担责任使命

“鼓舞人心,非常振奋”“为国家取得的成就骄傲”“期待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航天项目,为国家科技发展作出贡献”……近日开展的航天科学家团队进校园活动和“时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暨月壤入港揭幕仪式在香港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突出成就,点燃了香港同胞的爱国之情,激发着香港同胞的报国之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航天科技就是其中一个生动缩影。从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从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到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航天科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在香港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航天科学家入港交流活动反响热烈,充分彰显了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香港同胞始终与内地民众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发挥内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优势,为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贡献,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香港科技界已多次参与太空科技相关项目,香港理工大学的“相机指向系统”随嫦娥四号探月,“火星相机”随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为香港和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充分把握创新科技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

共享尊严荣耀,共担责任使命,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过去一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开启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为解决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创造良好环境、赢得更大空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夯实“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基石,以良政善治推动香港踏上长治久安的光明大道。面向未来,凝心聚力实现由治及兴,是香港社会的最大期盼。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能书写“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的崭新篇章。

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共同事业。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香港同胞大有可为,也必将给香港带来繁荣与发展。今天的中国高度开放、日新月异,足以凭国家之大、活力之盛,为香港增优势、拓空间、破难题提供强大动力。特别是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施“十四五”规划,更为香港创造了不容错失的重大机遇。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扮演更积极角色,香港定能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一路走来,风雨兼程,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依托。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势不可挡,香港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1年06月27日 第04版)

 

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致电致函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坚信中国共产党将开启下一个百年辉煌新征程。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向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祝贺,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现代、自信和强大的国家。中国成功实现数亿人脱贫,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成功正鼓舞着世界上众多争取民族自强、尊严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党主席、总统阿利耶夫向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祝贺,表示当代中国的辉煌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国际威望不断提升,造福了中国和世界人民。

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表示,在当今激烈竞争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自身的命运和未来紧握在自己手中,使中国立于引领世界发展的潮头。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表示,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迁,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善于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积极帮助促进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付出了积极努力。

波黑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多迪克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上下求索,带领中国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并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艰苦卓绝的英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包括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高效而自信的治国理政体现。中国堪称建设以公民福祉和社会政治稳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模式的典范。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对中国和全世界而言都是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中国步入世界经济前列。

印尼国民使命党总主席、人协副主席祖尔基弗利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中国的宝贵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书记巴鲁阿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人类文明进步的艰辛道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注入蓬勃新动力。

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主席佩鲁阿舍夫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增进中国和世界人民福祉作出巨大贡献。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主席阿卜杜洛耶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方向,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事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进步。

摩洛哥宪政联盟总书记萨吉德表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见证,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智慧及领导人的使命担当,将继续为全人类作出符合古老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更大贡献。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总书记马哈茂德表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属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左翼政党及所有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人民的庆祝日,具有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促进世界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

塞尔维亚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主席、前总统尼科利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困难挑战,日益展现出强大领导力,正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北马其顿前总统伊万诺夫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坚持走促进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的道路,持续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生活,树立了无私奉献和坚守初心的榜样。

斯里兰卡朝野政党集体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定伙伴和可靠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尊重他国主权的基础上,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力,增进了世界人民福祉。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秘鲁、委内瑞拉等拉美多国共产党联名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恪守为人民谋幸福的承诺,正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这雄辩地证明,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人类福祉是绝对必要的。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乌克兰祖国党主席、前总理季莫申科,阿富汗人民伊斯兰统一党领袖穆哈齐克,黎巴嫩民主党主席阿尔斯兰,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主席哈姆迪,也门社会党总书记萨卡夫,突尼斯国民议会突中友好小组主席祖瓦利,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副主席阿维拉,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会长舒尔茨,法国法共《人道报》社社长勒亚里克,日本日中工人交流协会会长伊藤彰信等。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1年06月29日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