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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科研信息2021年第5期(总第20期)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1-09-30 浏览次数:


  本期编辑: 王亚奇、敖琪、刘丽诗 田丹梅

    核: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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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

增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

铭记百年奋斗路,开启交运新征程

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

金融科技赋能新三板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回答时代课题  指引前进方向

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管理学院科研信息》(内部参考)管理学院科研科

2021年第5期(总第19期)2021930



社会工作

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集体性的发展

王思斌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上获得了重大发展也有一些中西部农村面临“空心化”等困境。在走向现代化新征程和建构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重要和迫切的战略选择。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核心增强农村活力是关键集体性建设是重要内容。集体性是在共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层动力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建构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复健等途径加强乡村的集体性建设。

关键词 乡村全面振兴;“三农”问题;乡村集体性;农村发展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21 世纪以来,在市场化、城市化加速,城乡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中央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近几年来,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迈向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中央组织脱贫攻坚并全力推进,接着又出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在开始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国际环境复杂化和不确定性增加,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并把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作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并加重了对乡村全面振兴意义的强调。本文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及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角度,以加强乡村的集体性为中心,对乡村全面振兴的进路做一些分析,并就教于方家。

一、全面振兴乡村的时代意义与发展焦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发展其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这里既包含一系列重大进步,也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表明,当“三农”问题得到较实质性的重视,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摆放得当、“三农”问题处理较好时,国家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在“三农”问题被忽视、“三农”利益被侵犯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矛盾突出、面临重大风险。正因如此,中央多年来一直比较关心“三农”问题。但是由于受快速市场化、国际竞争等重大因素的影响,加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央的某些既定的“三农”政策并未完全执行到位,“三农”问题并未在本质上得到改观。2015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全党动员、全社会动员,终于在2020年底消除了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农”在城乡不平衡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三农”发展的短板依然需要修补和加强。只有“三农”得到切实加强,城乡发展相对协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才能真正巩固,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步、稳好局。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说的“三农”问题,并非我国全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资源禀赋、政策惠及等方面的差别,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发生明显分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在市场化、城市化的带动下,贫困问题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农村居民的物质、社会、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许多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仍然令人担忧。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但在城乡之间表现出严重不平衡,在农村内部也存在明显不平衡。从我国要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应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挑战,有效实现双循环的角度来说,关注和改变广大中西部农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落伍状态,实现相对平衡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也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二)乡村振兴:全面现代化的手段和目标

1. 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和手段——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三农”一直是中央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也有不同。四十多年前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农村进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的改革或曰“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或者可以看作是“背水一战”,即它要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制度是否得到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在内的人民的认可。从解决农村贫困、促进农民富裕的角度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对农村居民来说具有明显的目的性。

农民在改革中得到了明显好处,贫困问题明显缓解,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得到解决。随着以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的启动,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全球市场化之后,“三农”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将稍有积累的农村变为城市竞争性市场的资源来源地,城市经济体系将农村的大量、多种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到城市。作为交换,大量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获得明显高于务农的工资收入,改善了物质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年轻一代萌发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这里包含了大量经济社会进步的因素。但是,在这种城乡经济生态系统中,中西部农村还是处于边缘地位。在农村一端,特别是在中西部许多农村也出现了贫困的积累——农业低水平维持,村级教育被抽离,村庄空心化严重,人口老化加剧,村级组织(两委)瘫痪,公共事业散失,有的村庄走向凋敝。

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农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城乡差距持续拉大、贫困仍较大面积存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这一政策是以农村居民为本和以民生为导向的,当然解决“三农”问题也承载着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持的期待。新农村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任务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把它看作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在这里,“三农”问题的解决兼具改善民生和促进国家发展的双重功能。

2. 新阶段新格局下全面振兴乡村的意义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立足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布局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明显滞后的问题,再一次被明确提上议事日程和行动计划。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增强贫困农村内生发展能力,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和措施。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央对建构国内大循环、促进乡村振兴给予了更大关注。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这样,“三农”问题的解决、全面振兴乡村又被赋予新的、更重要的意义。比较明显,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不能彻底好转,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仍处于难以预见的复杂变化中,我国多年来受益的经济全球化受阻,那么,我们构建国内大循环就必须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工就业和农民家庭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经济的拉动等具有重大经济社会影响的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压舱石”作用,是面对当前和未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不确定性的客观和科学的判断,也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从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看,只有把包括全面振兴乡村的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切实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

(三)全面振兴乡村的结构与本文的聚焦点

1. 全面振兴乡村的结构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政策概念有多种含义。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指什么,可以有以下理解:一是指城乡分别意义上的地区。在国家统计工作上,“乡村”被指为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地区;二是指乡村。这是指行政建制为“乡”所辖的农村和虽然行政建制为“镇”但其中的真正农村。从国家发展规划的角度来看,全面振兴乡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在国家总体发展方面,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农”落后于工业化、现代化要求和“两个循环”方面的问题,就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如果从具体的乡村振兴来看,就是要在阻滞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从两个方面对乡村振兴做出了说明。一方面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科学有序地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并将村庄分为四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它们各有不同的振兴重点。可以认为,前面是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容而言的,后面主要指的是空间范围和乡村类型。本文认为,如果从改革以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以及乡村作为主体的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较慢、在城乡经济社会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内在能力不足的相对贫困的乡村地区或村庄,乡村全面振兴主要指这类农村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这应该是针对发展较慢和相对贫困乡村的“振兴”的基本含义。而对那些大体能跟上城镇经济体系发展的乡村来说,它们进一步向好改变,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从行动部署的角度,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内容上包括了上面两层含义。

2. 本文的关注点:以农村居民为本的振兴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中央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所追求的。这种“全面振兴”是宏伟的战略行动,需要较长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面对经济下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变化的现实和建构双循环格局的任务,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现实,乡村全面振兴应该在“全面”观照的思路下,建立一种优先次序,即通过某一层面或范围的乡村振兴,遏制某些农村在国际、国内市场化不平等竞争下的“自然衰落”,实现我国城乡的相对平衡发展,从而使农村居民可以过不贫穷、有尊严、有盼头、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生活,使农村有活力,能对双循环格局的建构和城乡协调发展尽可能地做出贡献。

本文认为,从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的角度看,当前全面振兴乡村的焦点是那些已经走出绝对贫困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是中西部那些农业经济不振、农村发展相对停滞、农民生活困难较多,但仍有内在发展动力的一般农村。应该指出的是,这类农村绝非少数。那些仍处于相对贫困的农村,以打工经济为主但外出打工很不稳定的农村,外出打工受阻、本地创业条件较差的农村,村庄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人力财力资源被严重抽空的农村,以及村集体基本没有能力对贫弱村民给予基本支持的农村,都属于此类。这类农村都亟待振兴。这类乡村振兴的着眼点可能不是要它们在经济和产业上“跟上城市发展”,继续只成为城市经济体系的资源供给者,而是要改变其发展缓慢,甚至有的在走下坡路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振兴起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水平和质量,支持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使这些农村不因“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成为广大国民的“乡愁”。

这也就是说,相对贫困农村甚至一般农村的全面振兴主要还不是以城市经济体系为中心,而是以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为本,综合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促进民生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支持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建设,使乡村振兴成为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在研究乡村全面振兴时,要处理好宏观战略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具象关注的关系。乡村全面振兴既要从长远战略上着眼,也要从现实生活入手;既要放眼2035 年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也要关注当下这些农村的经济发展,关注这些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从而关注以人为本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乡村振兴。笔者认为,除了想方设法发展农村经济之外,增强集体性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二、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发展乡村的集体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发展及空心化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绝对贫困在总体上被消除,广大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农村居民获得了更大自由,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已经进入城市系统,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都是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加入全球化市场体系直接相关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农村人的吃苦耐劳、韧性奋斗的精神。进入21 世纪,我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和中高速增长,广大农村和农村居民也因此获益,但是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也在拉大。我们不但要看到市场经济给农村居民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改善,还应该看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化对农业经济的冲击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削弱,而后者正是“三农”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农村走向衰落、城乡之间难以形成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原因。

要形成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就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现实地看,就是要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短板。关于必须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之短板,中央在21 世纪初就已经觉察,并在政策上有所实践,包括:推进农村城镇化,持续进行扶贫开发和进行多种形式扶贫,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发展农村的社会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有所贡献,但并没有有效解决农村内在发展动力问题,尚未促进“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改善。这种现象由众多因素造成,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似乎被忽略了:仍然在农村生活的人们的问题,他们的结构和经济社会生活状况。

从走出绝对贫困和更多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的情况看,这些农村在发展上的短板在于自然条件恶劣、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被严重边缘化,以及表现为“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客观地说,农村“空心化”是中西部农村特别是刚走出绝对贫困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乡村的比较普遍的现象。多年来,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城乡“断裂”。而在“断裂”状态下是难以建立起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

不论从建立健康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还是从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农村发展的未来看,都必须治理农村“空心化”现象,而使农村变得“实起来”——农村经济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应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生活应该活跃,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应该充实,这些都是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问题。总的来说,农村应该变得更有活力,而不是任凭这些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落后中走向“终结”。

(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乡村集体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某些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甚至有的村庄在走下坡路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反思乡村在组织力、集体性方面的乏力或缺失。面对乡村全面振兴的任务,强化乡村的组织程度和集体性,恐怕不是多余的考虑。

改革开放是从否定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集体化开始的,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也使农民尝到了甜头。但是,要在汪洋大海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中央和有识之士早有认识。但在走向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大潮的裹挟下,用某种方式使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面对市场获得发展和升级、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并没有普遍成功的经验。那些刚走出绝对贫困的农村和更大范围相对贫困的乡村仍有可能被抛向边缘。按照中央的部署,乡村振兴的关键首先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这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具有根本性的。但是从中西部一般农村的现实看,在短时间内实现产业振兴也非易事。在乡村经济不能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获得较好收入将仍是他们的理性选择,这也是政府予以鼓励的。但是,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又会加剧农村“空心化”。于是,如何具体地设计和实施乡村振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具体到中西部一般农村,经济要发展,人才要培养,生态要保护,组织要振兴。从当下及长远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乡村振兴的角度看,借鉴某些农村(包括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新集体经济的做法,在全面振兴乡村中增强乡村的集体性不失为一种有益选择。

集体性是笔者在研读中央有关乡村振兴的文件和学者们关于乡村发展振兴与治理的相关研究成果时受到一定启发,结合自己对一些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而提出的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视点和措施的概念。它基本指的是,对于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相对贫困且处于发展劣势的农村来说,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建构具有集体性的经济社会生活空间,增强农村居民相互关怀的共同体意识,是这些农村得以振兴的重要选择。如果要给出一个不太严格的界定,可以说,这里的集体性是相对于个体或单个家庭而言,在人们的或多个家庭的共同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相互合作、共同受益、依存发展的群体活动的关系特征。集体性不只关注经济,也关注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

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想法,与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有关。多年以来,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另外,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发展“村‘两委’组织”建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村庄脱贫和发展。这些就给我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 在乡村振兴中它应发挥何种功能? 这里涉及集体性问题。

另外,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对笔者关于集体性的思考有直接启发。王颖以广东南海地区的实践为例,较早提出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的组织形式及发展问题,提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概念。她指出,新集体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排斥个人利益努力向公有制跃升的集体主义。它是在首先肯定、承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发展集体经济,并通过集体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取得个体成员认同的组织形态。她关于农村新集体主义的研究对本文甚有启发。韩俊和张要杰关于江苏太仓的研究指出了当地村级集体组织在发展经济、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村庄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某些发达农村地区的情况。陈柏峰研究了村社集体的功能,与本文的研究有关。邹英和刘杰基于黔村“村社合一”的经验区分了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中的产权范式、政权范式和社会范式,指出了社会范式的集体经济对农民再组织化与乡村公共性重构所具有的意义,其见解对本研究也具有启发。还有报道介绍某些贫困地区“村‘两委’”将贫困户组织起来,建立集体经济,实现脱贫的经验,与本文研究的问题具有直接关系。

上述研究对笔者都有启发,但是作者们关于“集体经济”“新集体经济”的指认有不同。有的指计划经济时期社队集体经济的变体,有的指“村‘两委’”组织部分村民建立的经济组织,有的指农民合作社。实际上,集体经济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发挥的“集体”作用是有不同的。这也是笔者提出“集体性”概念的原因,即各类组织在乡村振兴中会发挥何种“集体”功能。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人与村庄的关系、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饱受市场化、个体化冲击的村庄组织问题,提出了农民的再组织化、乡村的公共性等问题,也与村庄集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虽然这些研究的乡村振兴的意义稍弱一些,但它们也促进了笔者对乡村“集体性”问题的思考。

说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本文所说的发“集体性”对发展集体经济、村庄再组织化、村庄公共性建设的已有研究添加了什么新内容? 笔者想解释的是,“集体性”的概念不排斥集体经济、村庄再组织化、村庄公共性等概念,有时它们之间还有重合。但是,“集体性”增加了一个理解乡村振兴的角度:面对“空心化”“老龄化”“原子化”造成的乡村发展停滞现象,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某种集体性;要发展集体性,发展集体经济是基础,但它不局限于“新集体主义”式的集体经济,其他经济形式也可能产生集体性;在村庄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关注个体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和权利关系,集体性则更偏重个体(家庭)之间的共生和依存关系,集体性可以在村庄公共活动中产生;相对于“空心化”“原子化”,集体性是有价值取向的,公共权力部门和公共资源拥有者可以在集体性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外,集体性被看作是经历“空心化”农村的全面振兴的一个方面和基本特征。概括地说,“集体性”是想以农村居民为主体、以他们的经济社会活动为载体,看待农村居民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和农村发展活力的可能性的概念。本文力图说明,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发展乡村的“集体性”,“集体性”是通过一定共同活动生成的,它可能成为乡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得到振兴的存在形式。

三、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载体和层面

(一)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载体

集体性与新中国历史上的集体、集体经济、集体主义有一定联系,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新集体经济也有某些联系,但是本文所说的集体性又有自己的特殊含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集体成为相对于个体的重要政治、经济、社会概念和范畴,集体的对应面是个体(家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经济是相对于个体(私人)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进行管理和劳动成果在集体成员中进行分配的经济形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集体经济有了不同的实现形式,包括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等。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在分配问题上说“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里的“集体”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作为生产队变体的村级行政管理组织。

集体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崇尚政治化的集体、贬抑个体(私人和家庭利益)的价值体系。不容置疑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塑造,许多年长农民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集体主义的某些价值。特别是在实行“大包干”制度、农民家庭各奔前程、农村公共事业衰退、农村基层组织瘫痪之后,一些年长农民似乎对集体有某种怀旧感。实际上,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没有完全抛弃那种集体,但对其赋予了新含义。

今天,面对刚走出绝对贫困和更多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乡村来说,实现上述学者们所说的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已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农村没有实现那种新集体主义、后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基础。但是,实现其他形式的集体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冲”农村的“空心化”“原子化”是可能的么?这正是提出建构“集体性”的出发点。

正是由于以往的集体化经历和“大包干”以来的经验教训,人们才有了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振兴乡村的想法。但是,依靠原来那种集体经济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已不可能,于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寄托和载体。然而,新集体经济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范畴,因为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经营管理方式(经营权)和产品分配(分配权)等多方面内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集体经济上述三者是统一的,新集体经济未必会(或一定要)实现三者统一。正是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全国已经普遍实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完善产权权能被看作是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它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定基础之上。在脱贫攻坚中,部分地区出现的“村‘两委’”组织贫困户进行集体生产并获得收入也被看作是“新型集体经济”,它建立在村两委对村级事务的代表性和行政合法性之上。还有一种经济形式带有一定的集体性,这就是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被定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上,农民以自己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础进行合作经营,这使合作经济也带有某种集体的性质,这是在村集体产权基础上的经营性集体经济,只不过它不是以村集体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其村庄公共性也不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曾经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这样,增强农民合作社的公共性,应该可以更好地发挥它在全面振兴乡村中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怎样通过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多种新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

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容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也是要综合性地解决“三农”问题。为了促进乡村振兴,中央近些年来多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特别明确指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进而把农村和农民发展提到应有的位置。长期以来,在关于“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重视农业问题而忽视农村问题的倾向。不少地方在谈到“三农”问题时,常常主要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用农村经济发展替代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的问题,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实际上被弱化了。在农村发展方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因为它关联着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方面“补短板”的问题也应该得到充分关注。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应该树立这样的思想: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成果的主要享用者,要以改善乡村居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核心,从增强乡村活力、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角度,推进乡村发展,进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村居民是主体,发展经济是基础,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内容,村庄是生活的物理—社会空间。乡村振兴是要使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村活力明显增强,农村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的过程和状态。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居民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品质的提高,这既包括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设施的改善,也包括公共服务的明显改善;这种改善不但惠及有较强经济社会活动能力的人群,也要惠及乡村的脆弱群体。实际上,当我们把“空心化”“老龄化”看作乡村振兴面对的重大问题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就自然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的公共服务的落后和缺失直接引发的。于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集体性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元素(内容),那么,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如何增强集体性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享用都与公共性有一定关系,如何由公共性诱发、转换成集体性,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要考虑的问题。

    乡村全面振兴还与农村社会政策的实施及村庄中相互关怀的互助文化的振兴有关。我国农村最能引发人们向往的是较浓的“人情味”,熟人社会、亲朋相聚、邻里互助、淳朴真诚是人们的乡村情怀的基本内涵。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的中坚力量、最活跃力量不断流出,于是在不少农村出现儿童、老人等脆弱人群留守,贫困人口聚集,这也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的疏离,以往浓浓的人情味正在散去。如果不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有较明显改善,不能使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再活跃起来,乡村振兴就是片面的或非本质性的。这样,对于那些正在经历“空心化”的农村来说,怎样促进互助关系的再生产,使弱者得到帮助,从而增加农村的生气和活力就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和即将面对的是一些农村“老龄化”和脆弱化的积累。通过社会政策和乡村文化建设,增强村庄的集体性和向心力,是全面振兴乡村的应有内容。

以上我们围绕“空心化”“老龄化”“边缘化”带来的问题,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和振兴乡村为核心,从发展集体经济、公共服务、社会政策和社会互助几个角度,说明发展农村“集体性”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由此产生的“集体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空心化”“老龄化”给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可以成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农村振兴中发展集体性的几个层面

    毫无疑问,大力发展经济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的基础,繁荣农村、留住有活力的人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只要乡村经济显著发展了,农村社会层面的振兴才有可能。在那些已经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在短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不太现实,但是促使农村经济的向好发展、增强乡村经济基础,同时实现乡村振兴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和振兴并非完全不可能。这就是说,乡村全面振兴的几个方面既互相联系,各部分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既要从具体的层面入手,也要注意到各方面的有机联系,促进整体振兴。从处于相对贫困、具有不同程度“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现实来看,发展其集体性可以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公共事业和激活乡村社会资本入手。

1. 新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集体经济上,主要有“村‘两委’”出面举办和村民合作举办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由“村‘两委’”出面,以全体村民或村庄合法代表的名义,动用集体资源,兴办新集体经济,吸纳村民参与。这里的集体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山林资源等,参与的村民既可以是全体村民或农户,也可能是部分农户。这种集体经济有点像上文所说的“新集体主义”,这种集体经济能够产生“集体性”,改善村民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显然的。但是,相对贫困地区的几乎没有发达农村地区发展新集体经济的优势。于是,这种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政府的多种支持,需要当地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要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区位特点、比较优势来设计。中央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上提出对脱贫地区要“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为这类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发展乡村集体性提供了更大可能性。在这方面,由“村‘两委’”主持兴办、主要吸纳部分贫困户参加的经济组织可以看作新集体经济的亚类型。

第二种是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有多种类型,它是由一些农民(农户)自愿组织起来兴办的经济实体,是新型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这里说的集体,指的是超越个体农户的集体,还不是带有村庄普遍性的集体。但是,随着参加农户的增加和受益,随着合作社经济的村庄公共意识的增强,它的集体性也会发展。比如,随着合作经济的发展,它可以吸收更多村民加入,也可能会用合作社的收益支持村庄的公共活动,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已脱贫和相对贫困的农村,这种发展集体性的途径是现实的和重要的。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类农民合作社常常由一些经济实力、能力相当的农户组成,原本的目的是合作和互助、使参与者受益,并没有明确的外溢性的公共福利目标。当今,如果政府以一定的优惠政策,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支持这类合作社发展,同时引导它们产生对村庄公共性的责任,是有利于其集体性发展的。如果农村党建能对其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合作社中有党员或关心村庄公共事务、关心村庄发展前途的人员,其集体性的发展就更顺利一些。

2. 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

公共服务应该促进集体性的发展。公共服务一般被理解为由政府及事业单位或机构向居民提供的解决其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它被认为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责任。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关于民生的公共服务主要强调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中共中央十九大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拓展了民生公共服务的内容。乡村公共服务包括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在生活性服务方面又包括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这些包含于“乡村建设”之中的内容,都有利于解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同时也应该促进乡村公共性、集体性的发展,以对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善和农村发展实现制度化支撑。实际上,正是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获得性方面的城乡差别,使农村的年轻一代走出农村,形成了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局面。要想遏制“空心化”“老龄化”的进一步蔓延,促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不可舍弃的举措。近十多年来,中央为解决城乡分化加剧和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做出了不少努力,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除了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经济政策外,还努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部分社会政策。这些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部分成效,但任务仍相当艰巨。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统领,积极促进乡村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承担责任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切实改善民生、增强村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这里需要提起注意的是,要通过提供更好的乡村公共服务来促进乡村集体性和公共性的发展。

在公共服务方面,乡村教育质量是影响现在和未来年轻一代去留的重要因素。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使优秀教育资源向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集中,农村的基础教育被大大削弱。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也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警示,被迫将学龄子女送往或带往建在大中城市、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就读。现在某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不想回到生养自己的农村,从小就“客居”城市上学的更年轻一代绝无家乡概念。这是造成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直接原因。如果能像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所说的那样,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县城和中心镇新建改扩建一批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并给新型农民以较好出路,或许会减少农村年轻一代背井离乡、逃离农村的现象。这也会增强农村年轻一代的乡村认同,在效果上会增强农村的集体性。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会促进乡村认同。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可以促进村民的集体活动,例如,建设综合性的村民学校,开展技术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举办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健康养生讲座,开展健康的、有传承的文化娱乐活动,都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也就是说,在发展乡村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从建设农村、服务农村居民、使其安居乐业、世代居住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孤立地将它们看作是一些物质设施建设。这里包含了乡村建设的集体性思想。

通过乡村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村和农民的集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思路。脱贫县和相对贫困农村地区将会持续进行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的财政和优惠政策的投入是必然的,一些企业和社会力量也会参与其中。这时应该注意到,真正从事建设的主体是一线劳动者。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招用当地农民、以工代赈将成为当地农村劳动者参与的重要方式,在村庄改造和提升方面,农村居民的主体性会更加凸显。不管是国家实施的大型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乡村改造和建设,在那些需要集体劳动和参与的活动中,都应该注意通过共同的活动增强农村居民的集体性,而不只把这些项目当作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机会。共同劳动是产生集体性的基础,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是建立集体性并使其得以扩展的“催化剂”。像在创业中形成的团结奋斗精神一样,在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过程中,共同建设的经历和成果会建构一种集体感,利用、维护和发展好这种集体感,将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3. 发展乡村社会资本及文化复建

说到那些具有某种程度的“空心化”“老龄化”特征的贫困农村的振兴,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是留守者的生活及其改善。如果留守者的生活是过得去的,它会给众多“乡愁者”带来心灵上的宽慰,也会昭示农村居民可以留下来,继续发展和经营自己的生活,发展和振兴自己的家乡。因此,怎样使留守者觉得自己有生活上的幸福感,有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因为,归根结底乡村振兴是由当地人来完成的,具有一定能力和智慧、且具有奋斗精神的人群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回到现实,那些乡村留守者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一些留守者没有长期外出打工,而是靠兼业维持和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政府的惠农政策下,他们的生活相对殷实和从容。但是他们的低生产率面临更强市场化的威胁,其未来的生活也不无担忧。另一些留守者是因家庭主要成员长期外出打工而造成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这类留守者的物质生活因有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和政府的惠农政策,不会出现严重困难,但是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却常陷困境。其中,某些留守老人的生活困难更多,在日渐老去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收入、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社会生活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他们对未来具有某种恐惧感,“不敢想”或“不去想”。如果这些生活方面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不利的影响,而这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年轻世代对是否留在农村的选择和对农村的认同。另外,那些贫困家庭如果总是处于无助状态、被边缘化,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也是负面的。这里说的是,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对乡村振兴有直接影响。

农村得以振兴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人气旺”,它不但表现为一定数量的、有活力的居民的存在,而且村庄的经济社会生活是活跃的,村民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村民对其生活的发展是乐观的。对于具有某种程度的“空心化”“老龄化”特征的贫困农村来说,其不振之状应该得到改变,就需要建构乡村的社会资本和复建共同体精神,其中包括对贫弱人群的关爱、帮助和扶持。

社会学、政治学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可以进行再生产的社会支持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这种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可以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得到不需即时回报的帮助,这种互助关系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也建构着人们之间的共同体关系。社区社会资本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宝贵财富和基因,但是却被市场化、城市化、社会的原子化无情地撕裂了。鉴于此,许多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呼吁重建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中西部处于相对贫困、“空心化”比较严重的农村来说,也是如此。我国许多农村从“熟人社会”蜕变为“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们之间、家户之间相互支持和关怀的弱化甚至散失,也是社会资本的流失。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为核心的乡村振兴要加强农村的社会资本建设,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某种程度的“熟人社会”的重建,即发展社会性的集体性。

在发展乡村社会支持网络方面,面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妇女以及困境家户的支持更加迫切和具有实际和象征意义。中央的多个关于农村发展的文件都提到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这里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和村民之间的责任。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这里包含了明显的集体性。在帮助贫弱群体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好农村社会救助兜底工作,做好各项公共服务。社会各方也应尽自己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各方以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支持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村弱势群体关爱等,具有深刻意义。

在乡村经济社会共同体建设方面,村民具有直接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是农村居民和曾是农村人的深刻情怀。要珍惜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以凝聚人心,复建乡村共同体文化,强化集体意识,形成集体性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加强乡村共同体建设方面,“村‘两委’”的带领示范作用、组织和动员能力十分关键,建立包括在外打工人员在内的村民议事会相当重要,各方新乡贤的积极作用应得到有效发挥,村庄内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应充分挖掘并得到合理利用。如果能筹集各方、各种资源建立起帮扶贫弱、促进村庄公共事业发展的“乡村发展促进会(或基金)”并得以有效运行,作为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性的“集体性”得到发展,将会对村庄社会风貌建设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三)增强乡村集体性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以上我们从“三农”的角度,将农村居民作为主体,把农村作为农村居民经济社会生活的空间,主要以相对贫困和一般农村为对象,阐述了乡村振兴中的集体性问题,认为增强集体性是这些农村真正实现振兴,解决已经存在的内在动力不足、乡村“空心化”、有的正在走下坡路问题的重要一环,这是从“振兴”这一概念的最狭义、也是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进行分析的。

在农村振兴中发展集体性可以从经济、公共服务、社会资本等层面入手,在不同领域增强村庄的集体性,惠及更多村民。通过发展乡村经济可以以不同形式增强乡村的集体性:由“村‘两委’”组织兴办经济实体可以增强经济政治的集体性,即这种集体性具有发展经济和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意义;农民的合作经济可以形成生产经营上的集体性,通过引导也可以拓展其村庄的集体性,即使这种集体经济向公共性方面发展,并对村庄集体做出贡献。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可以增强社会的和政治的集体性,即政府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社会建设和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乡村社会资本和乡村文化建设可以增强社会性的集体性,这里主要是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的村庄共同体认同。毫无疑问,上述各种途径和活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因为在很大意义上,乡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建构乡村的集体性是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的话,就应该使上述活动密切联系起来,有系统地去加以推进,以产生整体效果。

如何有计划、有目的地推进乡村集体性建设,需要有比较清楚的思路。虽然乡村居民都有增强集体性的愿望,但是这种集体性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否则就不会出现某些村庄的散失现象。这也就是说,在当前条件下,乡村集体性的建设需要人们的理性行动,需要进行引导和设计。在这方面,政府部门、乡村振兴工作者、乡村干部和村民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应该指出,政府部门和乡村干部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关键的。如前所述,集体性的形成和发展要有载体,其载体是有村民集体参与的经济、公共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些活动越是能满足村民的要求,就越有利于产生集体性。就此而言,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惠及这些农村的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及其整合,可以增加农村贫困群体的发展韧性和发展信心。各种有利于农村综合发展的项目投入,也会为农村集体性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实施得好的各类政策和建设项目会促进集体性的形成和发展。

乡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他们熟悉农村和农民,而且村干部本身就是农民,他们对农民所思所想深有理解,更能精准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活动。在这方面,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有效地将政府政策与要求同村民的合理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各项工作,对包括建设集体性在内的乡村振兴相当关键。中央制定的有关加强乡镇治理、整治散乱基层组织、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等政策的有力实施,有利于增强农民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促使农民接受乡村干部的指导、引导和动员,参与乡村振兴行动。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乡村干部,也一定会把聚民心、聚民力、促民享、再启乡村活力当作自己工作的重点。

要积极发挥村民特别是有较强能力的村民、新乡贤和在外务工的成功者在促进集体性方面的作用。村民对自己的村庄有强烈的认同感,也有潜在的集体意识,需要将之激发起来,汇集成集体力量。经历过脱贫攻坚的干部群众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应该进一步保持和发挥。当然,在乡村振兴中也要避免封闭的、消极的集体性的强化,包括起负面作用的家族主义、黑势力的滋生。这就需要正面力量的积极引导和建构开放的乡村公共性。在这方面,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树立正气村风是关键。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乡村振兴中集体性的建设需要有意识的连接和强化。要从总体上看乡村振兴,寓集体性建设于各项具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之中,并反过来用集体性推动乡村各项活动的发展。在这方面,政府各部门、乡村干部、乡村振兴工作者和农村社会工作者都应该是有心人,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努力和协调。

四、结 语

在新发展阶段和建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变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本文认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是支持乡村集体性的发展,这是从我国农村将大量长期存在的国情和农村现代化的长期性出发的,也是从把农民当作乡村振兴的主体、要建设积极的经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度着眼的。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激发乡村活力。具有明显集体性的乡村振兴,可以促进相对贫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可以使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活力和发展力。乡村振兴也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农民消费能力促进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在国家发展遇到较大困难时发挥“压舱石”作用,“稳住基本盘”,保持社会稳定。发展集体性应该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继续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的聚焦点。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有政府的相对优惠的政策和社会各方支持,依靠农村居民的艰苦奋斗、共同努力和发展韧性,一个有不断发展的经济、有较强集体性、有人气、有活力的农村是可期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也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乡村振兴是一个过程,需要各方持续的共同努力。可以相信,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适宜的“三农”政策指引和支持下,通过乡村干部、乡村振兴工作者、热爱农村人士和广大农村居民的共同努力,乡村集体性的发展进而乡村振兴一定能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增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

王思斌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为社会工作参与改善民生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对社会工作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但是,就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的社会工作还未能满足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主要原因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不顺畅,社会工作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还比较弱,作用没有充分凸显。我国的社会工作应该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大效能。

社会工作未能发挥更大效能,首先是政策及实施体系方面的原因。

近十年来我国出台了许多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工作大多处于边缘地位。除了少数发达城市和地区有明确规定外,许多地方在相关政策中只是形式化地提到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政策说法比较笼统,任务要求比较模糊,这使得在政策传递到基层时,乡镇(街道)、村(居)、社会服务机构的负责人难以全面准确地理解政策要求,社会工作也只能“敲边鼓”,甚至被完全漠视,谈不上发挥专业优势的作用。发达地区关于社会工作的政策相对具体,参与渠道比较畅通,要求明确,社会工作发挥的作用就比较明显。举例而言,在宏观上“三社联动”的政策要求比较具体,社会工作的作用就凸显一些。这就是说,社会工作能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及其成效,首先在政策。

社会工作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专业效能,与政策实施体系直接相关。

近些年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是“主责行政”。在这种行政体制下,对社会工作这种范围较宽、面对多种社会问题、工作需深入、需要较多时间的服务性工作来说,基层工作者基本上是“主责选择”,社会工作常常被边缘化、甚至会“落选”。基层工作的行政化和工具理性排斥了需要探索和创新的社会工作。有的地方用群众工作覆盖社会工作,其效能也就难以发挥和显露。

基层工作者的专业理念和知识不足、不扎实,没有将社会工作与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也是造成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渠道不畅通、效能不足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大多在基层工作。我们不否认这些基层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赞同,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出于经济上的工具理性(如获得岗位津贴)而参加考试并取得证书的。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就不会发自内心地理解、接受社会工作,更不会尝试用社会工作方法去处理问题。如果基层负责人也是这样,那么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也难有“用武之地”,就谈不上用专业社会工作去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城乡基层管理服务队伍中,年轻的、有大专或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位的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社会工作专业出身者。这部分新生力量有专业情怀、掌握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但是他们在“主责行政”框架下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不足。政府希望社会工作在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方面发挥作用,而社会工作专业的长项是专业服务,一些年轻的社会工作者还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二者的整合。如果这些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在“主责行政”下缺乏专业韧性和创新尝试,选择“躺平”或离开,社会工作的专业效能就更难体现。

综上所述,在当前情况下,增强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首先要在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要将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一项指标来考核,且作为一项“硬指标”。要提高基层负责人对社会工作和用社会工作协助创新群众工作的认识,为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让渡和提供活动空间。一线持证社会工作者要增强专业意识,在为民服务和社会治理中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也要加强对学生的国情、社情教育,促进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协同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1年9)

 

 

物流管理

铭记百年奋斗路 开启交运新征程

李鹏飞

交通运输是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直观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反映。回顾百年历程,我国交通运输业在运输工具、交通建设、运输量、运输模式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运输工具的升级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包车到1970年代的自行车、1980年代的摩托车、1990年代的电动车,到21世纪的小轿车,交通工具逐步升级,运输能力更是今非昔比。

  1921年,黄包车、公共汽车、板车、畜力车、独轮车是人们的常用交通工具,那时的汽车还属于稀罕物。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人力车数量急剧增加。据首都警察厅统计,1927年南京市有人力车5334辆,到1929年猛增至9097辆,1934年达10544辆,人力车夫有28653人。

  1950年代,独轮车和牛马车是主要的货运工具,人力、畜力是重要的劳动力;1960年代,开始有了解放牌汽车和少量的公交车,但是数量很少,在小城市基本很难见到,出行仍然十分不便;1970年代,自行车被称为“三大件”之一,省吃俭用才能买得起;1980年代,摩托车被视为家庭富裕的象征;1990年代,公交车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进入21世纪,汽车、火车、地铁、高铁、飞机等多元化交通工具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环保、人性化的交通工具快速发展。

  据《2020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末,全国拥有铁路机车2.2万台,铁路客车7.6万辆,铁路货车91.2万辆;全国拥有公路营运汽车1171.54万辆,载客汽车61.26万辆、1840.89万客位,拥有载货汽车1110.28万辆、15784.17万吨位,其中,普通货车414.14万辆、4660.76万吨位,专用货车50.67万辆、596.60万吨位,牵引车310.84万辆,挂车334.63万辆;全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12.68万艘,净载重量27060.16万吨,集装箱箱位293.03万标准箱,交通运输工具逐渐升级。

  二、交通建设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交通运输面貌十分落后。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18万公里,有一半处于瘫痪状态,能通车的公路仅8.08万公里,民用汽车5.1万辆,民航航线只有12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恢复交通运输,1953年起,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交通运输建设。在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1953-1965年),国家投资开始向交通运输倾斜。

  1978年,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交通运输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政府把交通运输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1988年沪嘉高速公路通车,实现了中国大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

  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交通运输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各种运输方式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自1997年起,铁路进行了连续六次大提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修好农村路,服务城镇化,让农民兄弟走上油路和水泥路”的发展目标,掀起了农村公路建设新高潮。深化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港口建设,大力提升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面加强城乡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交通运输安全应急救助等领域建设。

  2008年,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整合了原交通部、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职责以及原建设部的指导城市客运职责,并负责管理国家邮政局和新组建的国家民用航空局。交通运输大部门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同年,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中国开启了“高铁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交通运输进入了加快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新阶段。交通运输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和平安交通“四个交通”建设,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国家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加快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成网,推进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提升综合运输服务保障水平。2013年,西藏墨脱公路通车,正式“摘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县的历史,中国真正实现了县县通公路。

  2015年底,多层次铁路网络初步形成,铁路营业总里程达12.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里程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成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和“走出去”的新名片。中国高速公路里程达12.4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7万公里,均居世界第一。民用机场体系基本成型,全国民航运输机场达210个,民航运营安全水平整体较高。邮政总体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快递年业务量居世界第一。

  《2020年铁道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4.63万公里,铁路路网密度152.3公里/万平方公里;公路总里程519.81万公里,公路密度54.15公里/百平方公里;公路养护里程514.40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99.0%;全国公路桥梁91.28万座、6628.55万延米;全国公路隧道21316处、2199.93万延米。百年来,中国交通运输经历了从“瓶颈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基本适应”,最后走在“世界前列”的奋斗历程。

  三、运输量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货物运输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全社会完成货运量24.9亿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运输量大增,随着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增加,沿海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也大幅度增长。1998年,全社会货运量达到126.4亿吨,完成货物吞吐量9.22亿吨。

  2006年,全社会共完成货运量202.5亿吨,货物周转量86921.2亿吨公里,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45.6亿吨,公路完成货运周转量9647.0亿吨公里,水路货物周转量完成53907.8亿吨公里。

  2020年,完成铁路货物总发送量45.52亿吨,完成铁路货物总周转量30514.46亿吨公里。完成公路营业性货运量342.64亿吨,完成公路货物周转量60171.85亿吨公里。全年机动车年平均交通量为14395辆/日,年平均行驶量为318301万车公里/日。完成水路货运量76.16亿吨,货物周转量105834.44亿吨公里,完成民航货邮运输量676.6万吨,完成货邮周转量240.18亿吨公里,完成货邮吞吐量1607.5万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交通运输的稳定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可靠性大大提高。

四、“互联网+”的改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朝着个性化、服务化和先进化的方向不断探索,传统运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互联网能够提供货物的一站式服务,对货物进行全方位跟踪,在定位系统的支持下进行可视化操作,提高货物配送的便捷性与安全性。互联网大数据平台,能够节约货物运输的时间,使消费者在最快的时间内享受到产品带来的服务,在节约配送成本的基础上,大大提高配送效率。                                   

基于互联网支持,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空运、水运等交通信息能够及时定位和查询,在短时间内制定出最佳方案和最优路线,满足了消费群体多样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的困难加大,互联网使智慧系统有机结合,将信号系统与引导进行整合,加快了信息处理速度,使管理更加方便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信息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共享和转换,货拉拉、宅急送、同城跑腿、外卖等“互联网+”货运模式为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结合技术手段搭建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将移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有效融合,建设智慧交通与智慧物流,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升级转型,推动物流快递业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之强离不开交通之强,交通顺促百业兴,交通运输所具备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支撑性和战略性,使其成为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时,明确将交通强国与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并列,不仅勾画了未来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结构,也凸显了交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高质量的交通运输保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

曾铮 王磊

  近来,数据市场存在的“大数据杀熟”(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平台经济领域一些经营者针对老客户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高)、“平台二选一”(部分电商平台要求合作商家只能入驻一家网络销售平台,不能同时入驻竞争对手平台)、“个人数据信息被泄露”等现象,引发了对我国数据市场治理的关注。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性要素,数据市场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场景对接和价值实现的重要媒介和场所,健全优化数据市场治理是促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形成适应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支撑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数据市场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

  当前我国数据市场治理存在的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然而,由于我国数据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市场治理尚不成熟,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方面问题。

  一是数据市场制度体系化程度不高。数字要素产权界定制度不完备,现行法律对数据要素所有权及相应的使用权、收益权均没有明确界定,不能有效保障收益权利得到合理实现;数字基建市场相关制度仍然缺位,适应5G网络共建共享要求的制度尚未建立,共建共享交易成本高、进展慢,导致各相关方利益产生矛盾;数据交易的分级分类制度不健全,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国家层面统一的制度和机制不健全,导致数据开放质量不高,低容量数据、碎片化数据现象普遍,重复创建、格式问题、无效数据问题较多;数据泄露通知制度还需持续完善,通知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触发与风险补救程序、通知和报告机制、实施机构授权等规定并不明晰,缺乏可操作性;数据市场的反垄断制度尚需改善,对“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寡头市场共同支配”等数据市场特有垄断行为进行认定及处置的相关配套性规章、指南及规范性文件依然不健全。

  二是数据市场治理法治化程度不高。数据市场治理相关顶层立法缺失,截至2020年底,国务院及各有关部委共出台30多项综合性或专业性与数据市场相关的政策,但在上位立法和顶层制度方面缺乏统筹,完整的法律与制度框架还未形成;数据市场整体法律体系层次性不够,法律制度断层和相关政策碎片化问题仍然突出,立法中相关部门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职责规定均有待衔接整合;数据市场法律可操作性有待强化,主要体现在数据综合性监管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管理念和监管机构设置不能完全适应数据市场发展要求,导致执法困难。

  三是数据市场监管落地化程度不高。个人数据信息保护执行不利,现实中仍广泛存在政府向企业随意或变相索要数据、向企业索要相关数据在使用后未及时销毁等情况;数据市场事前监管需加强,专项行动为主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在短期内能解决数据市场监管面临的急迫问题,但具有被动性和功利性弱点;数据侵权行为惩处力度待增大,违法成本过低导致数据市场相关制度的落实难以形成实效,制度约束力大打折扣;数据市场监管协调难度较大,数据市场监管职能分散,各部门监管边界不清,多头监管和监管空白并存,容易产生重复监管,难以形成数据市场监管合力;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难以落实,虽已初步建立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基本框架,但相关具体制度规则细化程度不高,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机制相对滞后。

  数据市场治理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优化我国数据市场治理,需契合国情,符合现代理念,切合国际趋势,尤其需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一方面,尽快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建立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平衡好数据市场治理和数据市场运行的关系,提升政府数据市场治理效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地方与中央两级数据市场的治理特质,构建央地两级数据治理体系。明晰数据市场治理过程中的央地事权,科学设立央地两级数据市场治理行政机构与组织体系,构建适应我国数据市场发展要求的治理构架。加强央地两级各部门的治理信息共享,强化治理统筹,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治理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

  监管与创新的关系。科学设计数据市场治理体制机制,探索高效合理的监管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数据市场平稳运行。改变传统无限市场治理与监管的理念,改革传统“人盯人、普遍撒网”的机械监管方式,推动数据市场改革创新,有效促进数据市场治理法治化。

  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加强国际交流,用国际视野审视国内数据市场基础性制度构建、规则制定和治理实践,主动参与国际数据要素流动规则制定。鼓励领先企业参与国际数据市场标准制定,推动国内数据市场标准国际化。加快建立跨境消费者数据权益保护机制,推动建立数据安全联盟。

  完善数据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构建体系完备、规则合意、执行有效的数字治理框架,需要重视相关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主要包括数据产权、开放流通、市场竞争、安全监管、设施规制、收入分配六个方面。

  确立数据要素产权制度。重点是建立数据产权的确立规则,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数据产权认定、转让、使用、保护等规则,建立数据资产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授权制度,数据采集者应通过单独授权、明示授权等方式切实保护用户权利。还应健全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尽快建立个人信息授权许可制度。

  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首先应健全数据安全管理法律,制定分行业分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在此基础上,完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鼓励对非敏感数据的依法安全合理使用,鼓励各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本领域数据开展分级分类管理。此外,还应建设数据泄露通知制度,创新数据安全监管手段,完善数据安全保障、评估体系及安全审查制度,设立数据保护专门机构。针对跨境数据流动,重视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建立内外有别的跨境数据流动安全保障体系。

  健全数据流通交易制度。主要包括加快建立国家数据资源目录和数据资产管理制度,完善政企数据资源共享合作制度;探索建立正面引导清单、负面禁止清单和第三方机构认证评级相结合的数据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创新数据资产估值、数据交易定价及数据成本和收益计量等方法;设立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为主要特色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或数字自由贸易港,持续夯实数据治理多边合作机制基础,参与反对数字贸易保护主义的磋商。

  夯实数据市场治理制度。加强数据反垄断和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推进涉数据反垄断和监管治理法律法规完善工作;完善数据市场治理方法和工具体系,探索建立可追溯、可审计的数据交易登记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多元共治的数据市场治理体系,探索推动政府、平台、行业组织、企业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新型数据市场治理机制;强化数据领域竞争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在规则制定、工作推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加强部门协同;加强数据市场治理国际合作,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数据监管国际合作。

  建设数据设施规制制度。着重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的共建共享考核指标落实,规范垄断性共建共享设施租赁费,建立市场化跨行业共享机制与规制制度。不断完善网间互联互通和公平接入制度,建立互联协议报批制度,完善互联争议解决制度,建立互联互通年度报告制度。创新部门间和地区间协同规制制度,丰富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业务事中事后规制的手段,进一步加强业务许可、网站备案、网络接入、IP地址库等全国性统一平台建设。

建立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环节,建立数据要素收益初次分配机制,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在再分配环节,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涉数据要素的税收制度,加强对数据密集型行业高收入调节,使数据集中程度较高行业的收入水平逐步向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接轨。同时,加快形成公共数据开放收益合理分享机制,探索运用市场化交易机制,将获得收益纳入财政预算体系,明确公共数据市场化交易获得收益分享领域,完善公共数据非市场化转让机制。此外,健全数据普惠机制和保障保底机制,引导数据密集型企业关注社会责任,推进数据公共服务均等化。

来源:光明日报

 

 

财务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

杨国超      萌

摘要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争议。本文基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研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研究发现,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司,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提升较少。这表明产业政策既可能会激励公司创新,也可能导致公司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无意于真正创新。机制分析结果还发现,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也会聘请更多高学历的员工,但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减税优惠、政府补助以及人才聚集效应只会促进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而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显著减弱。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协调了“产业政策之争”双方所持的不同理论观点,也为政府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研究背景

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核心贡献,但知识和技术本身是公共品,不具有完全排他性,而且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探索过程还伴随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会抑制经济主体进行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为此,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通过诸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产业政策来激励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然而,理论上是否需要由政府来制定产业政策仍存在极大争议,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就是这一争议的集中体现。

 

林张二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

政府是否应该推出产业政策以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的确也存在正反两方面的理论依据。一方面,研发活动具有极强的外部性,表现为单个企业的研发产出往往会溢出到行业内其他企业甚至其他行业,使得该企业无法享有研发活动的全部剩余,导致企业不愿增加研发投入。而且,研发活动往往伴随较高的不确定性,银行也不愿为高风险项目融资,这又会进一步抑制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研发投入水平至少是实际研发投入水平的四倍之多。鉴于此,为克服市场失灵,比如研发行为的溢出效应、研发面临的融资约束以及研发活动的高不确定性等,政府就需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所伴随的成本,从而使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接近社会最优水平,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还依赖于政府能否从诸多项目中筛选出真正需要产业政策支持的项目。奥地利学派认为,受认知局限和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必然比市场更聪明,无法准确识别哪些行业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也不能毫无成本地把骗取政策优惠的企业区分开来,即政府也可能会失灵。事实上,正是由于产业政策给了企业相当多的政策优惠,大量低质量的企业会通过“包装”伪装成需要政策激励的对象,即产业政策会诱发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为获得产业政策优惠有意迎合政策要求的行为会扭曲产业政策的目标。产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会使得产业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上述两种理论的分歧实际上也是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之争”的核心分歧。

 

二、研究内容和主要结果

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实施中既可能存在激励效应,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可能存在迎合效应,即企业仅仅为迎合政策要求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大大减弱。为此,本文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利用上市公司通过高企认定这一外生事件,采用DID和PSM方法,研究真高新技术企业和伪高新技术企业在获得高企认定后的异质性反应。结果发现:真高新技术企业在获得高企认定后,研发投入水平、专利申请数量以及专利申请质量均显著提升,但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伪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却提升较少。进一步地,通过高企认定的企业的确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同时聘请了更多高学历的员工;但产业政策所带来的减税优惠、政府补助以及人才聚集效应只会显著促进真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而对于伪高新企业,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显著减弱。

上述发现表明,自我驱动型的企业会借助产业政策提供的政策优惠激励创新,而政策驱动型的企业原本也只是为了套取政策红利而有意迎合政策要求,无意于利用这些政策支持真正的创新活动,导致政策执行的效果大大削弱。

 

“高企认定”的政策背景

为更好地扶持和鼓励中国境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并于2008年起开始实施。《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高企认定的具体标准和认定程序,也为同步实施的其他法律法规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实施依据。政府推出这一系列支持政策意在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政策扶持,进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创造新技术、新业态的生力军,最终促进经济成功转型升级。

政府实施上述政策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一方面,通过《管理办法》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享有15%的优惠所得税税率,大大低于一般企业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支出还可以享有所得税税费加计扣除的优惠,节能环保设备投资也可以抵减税收成本。总之,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公司可以享有巨大的税收优惠空间。另一方面,除税收优惠外,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大量补助。中央政府层面制定了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这些项目为高新技术企业从事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层面也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门类繁多的支持资金,包括创新补贴、项目贷款贴息、土地优惠甚至专门的人才引进补贴等。

 

三、研究设计

(一)主检验

1. 产业政策的“激励效应”

H1: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均会显著提升。

为证明产业政策的“激励效应”,采用DID模型检验通过高企认定的公司,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是否显著增加。

因变量包括公司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以及专利申请质量。当该公司在样本期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时,自变量HighTech取值为1,否则为0;POST为获得高企认定之后年度的虚拟变量,获得认定后为1,否则为0。当以RD或Invention Ratio为因变量时,采用OLS回归,而当以Invention或Non-Invention为因变量时,采用Poisson回归。此外,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认定前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特征本身可能就存在差异,参考Francis et al.(2018)采用PSM方法,从事前的控制组中寻找一组与事前的实验组最为接近的样本作为新的控制组。结果显示,当公司通过高企认定后,不仅公司的创新投入水平会显著增加,公司的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也会显著增加,假设H1成立。

2. 产业政策的“迎合效应”

H2:相比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伪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显著更少。

为证明产业政策的“迎合效应”,回归检验通过操纵研发投入获得高企认定的公司,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是否增加较少。新增的解释变量为公司研发操纵虚拟变量(PseudoHT),根据《管理办法》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所规定的法规门槛,本文将研发投入强度恰好超过法规门槛1%的公司定义为研发操纵公司。具体而言,当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时,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在[6%, 7%)时,PseudoHT为1;当销售收入大于5000万元且小于 2亿元时,该比例在[4%, 5%)时,PseudoHT为1;当销售收入大于等于2亿元时,该比例在[3%, 4%)时,PseudoHT为1;其余为0。结果显示,真高新技术企业在通过高企认定后,研发投入水平、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申请质量均会显著提升。但相比真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虚增研发投入而获得高企认定的“伪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则提升较少,假设H2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PSM 匹配效果检验、DID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小样本偏差问题、基于“事前信息”和“事后信息”定义“伪高新技术企业”PseudoHT 变量并检验其可靠性、改变专利质量定义、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熵平衡法,结果均稳健。

 

(三)作用机制

首先,检验高企认定企业是否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聘请了更多高学历的员工。其次,检验这些作用机制对真高企业和伪高企是否产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以及高学历人才聚集等产业政策的激励方式对真高新技术企业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政策对这些企业的积极影响相对较小。产业政策对真高新技术企业有“激励效应”,而对于“伪高新技术企业”则仅仅存在“迎合效应”。

 

四、结论和意义

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掀起的“产业政策之争”实质上是自由市场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之间的理论分歧之争。一方从“市场失灵”出发,主张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另一方从“政府失灵”出发,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任何一方的理论主张实际上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吻合的案例,使得双方观点难以有效协调。鉴于此,本文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利用上市公司通过高企认定这一外生事件,采用DID和PSM方法,发现产业政策是把双刃剑,既会促进真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也会导致“伪高新技术企业”仅仅为套取政策优惠而迎合政策要求,并未真正促进创新。换言之,不同公司针对同样的产业政策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后果。该发现有助于协调“产业政策之争”交战双方的不同理论观点,即实践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同时存在,“看不见的手”和“有为政府”也会共同作用。

导致产业政策同时产生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的根源在于,产业政策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契约不完备程度决定了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杨瑞龙和侯方宇,2019) 。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准确区分哪些是真正需要产业政策激励的企业,导致部分企业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套取政策优惠,严重时还会产生寻租问题,加之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远低于收益,最终导致产业政策的目标难以实现。为此,本文认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应是“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而非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

                       来源:《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9月

 

金融科技赋能新三板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党小卉

9月4日,2021中国金融科技论坛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次论坛为服贸会论坛活动之一,主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 全国股转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长党小卉出席并发表演讲。 党小卉从金融科技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特别是新三板改革发展角度,结合新三板运用金融科技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探索、思考和愿景,讲了几点看法和体会。以下为演讲纪要:

1. 研判形势: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资本市场发展格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持续创造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有力推动资本市场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

第一,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重塑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生态,有力促进证券交易所提质增效。证券交易所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前沿阵地。新兴金融科技的快速创新及其广泛应用,正在全面重塑全球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监管效能和服务质量。

在投融资方面,金融科技着力强化便利供需对接,有效破解传统融资难题。全球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介投融资标的信息,通过云计算技术等开发新的发行平台,便利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减少发行成本和缩短发行时间,提高投融资双方对接成功率。

在交易运营方面,金融科技着力增强交易系统性能,提高市场业务运营效率。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上市企业交易需求,提升市场流动性,全球大部分交易所通过精简数据结构等新技术,提高交易系统容量、降低订单处理延时,减少交易订单执行风险,增强市场定价效率。目前,全球领先的交易系统,每秒可处理32万笔订单,延时小于40微秒。

在产品服务方面,金融科技着力丰富信息产品,提供多样化便利服务。一些知名交易所运用机器学习、知识图谱、云计算等技术,为市场提供多种服务,如自动生成个性化统计报告、同步提供模拟交易平台、搭建服务新媒介等。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交易所支持APP等非接触式服务,帮助投资者线上开户和交易,实现线上平台轻松操作。

第二,金融科技与证券交易所业务深度融合,有效引导资本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集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性世界难题。国内外实践表明,证券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最活跃的组成部分,能有效引导资本要素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发创业投资热情、优化企业财务结构,是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由于中小企业具有“小、散、弱、杂”和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物、新型商业模式、非线性增长营收等“天然属性”,不少交易所积极探索,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服务质效。

在投融资方面,分类运营,分层施策。不少国际性证券交易所创建创业板、中小企业板等场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在短时间内对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商业模式、盈利前景进行综合评估,精准测定其信用水平,通过分类、分层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完成不同成长阶段的投融资对接,为其提供高效便捷的上市服务。

在交易系统方面,注重个性化选择,快速降低成本运营。为满足中小企业差异化交易需求,减少投资者交易成本,部分交易所相继推出多个新型交易系统。如世界知名交易所均可提供多种报价订单显示和执行功能选择,为投资者量身定做交易方式,促成最优定价,极大提高市场流动性和透明度。

在产品服务方面,提速增效,降低成本。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短、小、频、急、散”等特点,创新发展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一些交易所推出全新的数据服务产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文本信息及散户投资偏好进行分析,形成量化指标,辅助市场投资决策,有效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织者、建设者和监管者,证券交易所要增强对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引导和推动金融科技的研发和应用,积极探索对金融科技的规范监管,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精准施策、趋利避害,促进金融科技与资本市场形成互利共赢、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2.积极探索:运用金融科技助力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近些年,新三板在市场建设和改革发展中,紧跟金融科技创新趋势,积极践行“数据让监管更加智慧” “科技让服务更加温暖”的创新理念,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多角度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和业务服务平台,市场面貌焕然一新。

第一,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集中交易需求,自主掌控交易系统。创新型中小企业每个发展阶段均需要解决融资、股权定价、团队激励、投资人退出等问题。根据挂牌公司多元化差异化的融资需求,新三板实行市场内部分层管理。为降低投资者信息收集成本,合理分配监管资源,新三板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市场需求的挂牌公司提供“管家式”服务。由于中小企业面广量大、各具特色,交易需求差异较大,对交易系统的速度、灵活度和可扩展性等均提出较高要求。为此,新三板聚焦高性能、低延迟、大容量、可扩展的目标,运用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自主掌控交易系统,持续推动系统升级。目前交易系统以强大的高兼容性支持市场集合竞价交易、连续竞价交易、做市交易和盘后大宗交易等多种交易方式,涵盖普通股、优先股等交易品种,在同一市场保障不同类型的交易灵活高效、安全稳定执行。

,拓宽挂牌公司间接融资渠道,开发上线“投融通”服务平台。新三板挂牌公司经过挂牌审查、持续监管,公司治理结构较为完善、信息披露合法合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是商业银行潜在的优质客户资源。为拓展挂牌公司间接融资渠道,新三板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建设“投融通”平台,通过数据模型对投融资双方供求信息进行归纳、分类和检索,采取智能推送方式促进信息互动,为银企精准对接铺设“高速公路”。2019年“投融通”上线以来,累计服务1600多家挂牌公司,为超500家挂牌公司提供“一对一、面对面”银企对接服务。

,筑牢安全风险防线,自主研发新一代市场监察系统。为确保市场安全稳定运行,新三板综合运用大数据、流计算、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精心打造新一代监察系统。该系统综合考虑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股权结构、交易方式、投融资特点,拥有实时监控、事后核查、分析研判、调查取证、违规处理等监察功能,实现了交易监管业务的集成化、可视化、智能化。新一代监察系统上线以来,有力保护新三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支持中小企业股权价值发现,促进投融资功能有效发挥。

3.规划愿景:金融科技赋能新三板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为更好促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新三板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努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创新创业热情高涨、合格投资者踊跃参与、中介机构归位尽责的良性市场生态,全力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

专业化运作,积极推动金融科技与交易所业务深度融合。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是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核心要义,需要一支专业化科技研发队伍,善于把交易所的业务精准转换为金融科技的系统功能。新三板已经初步打造一支“技术能手”挂帅、“忠专实”的专业团队。为加强市场建设、支持改革发展,新三板将进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前沿科技领域布局,积极研究第二代交易支持平台、业务办理系统、官网等技术系统。在金融科技能力建设方面,更加注重发挥专家咨询委的作用,利用好技术专家等“外脑”力量。

精细化管理,不断夯实科学数据基础。为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在市场准入方面,新三板将有力推动挂牌公司的培育与精选;在公司监管方面,努力平衡好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与生产经营规范成本的关系;在市场出清方面,巩固完善挂牌公司“进退有序”的良好机制,促进市场“优胜劣汰”。立足长远,新三板将完善数据标准和维护更新机制,提升数据质量,加强数据共享,促进数据监管服务效能进一步释放。

特色化服务,持续优化服务平台系统设计。为更好服务各类市场主体,新三板将建设统一业务系统(UBS),提升数据和业务服务能力,建立信息披露云服务(3Cloud),实现信息披露自动化、智能化,降低企业成本,推动实现各类业务办理在线化、移动化、智能化,提供业务交流友好界面。进一步优化“投融通”平台,提高企业与投资者互动的智能化水平,提升投融资对接效率;推动周边支持系统改造,协调券商升级交易软件功能,提升投资者交易便利性。

智能化监管,进一步增强风险监控能力。持续提高“利器”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拓展“利器”系统的应用场景,逐步实现对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优化新一代监察系统,完善风险监测平台,加强对市场运行风险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与事后评估,实现全方位全链条监管。加强应急管理,修订网络安全、交易结算、挂牌公司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增置市场网络安全设施,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构建集“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于一身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为市场运行筑牢“铜墙铁壁”。

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是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趋势和潮流,是资本市场监管服务的发展方向。新三板将坚守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初心,积极践行“数据让监管更加智慧” “科技让服务更加温暖”的愿景,不断探索前沿技术应用场景,着力优化关键信息数据治理,创新提升市场科技服务水平,持续增强科技监管能力,努力建设数字化智慧型现代证券交易所。

来源 2021中国金融科技论坛

 

时政热点

必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九

“长期以来,广大劳模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强调“必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作用。”1950年党和国家首次表彰劳动模范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奋进,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实践充分证明,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在各个历史时期,广大劳模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赞歌,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边区工人一面旗帜”赵占魁、“兵工事业开拓者”吴运铎、“新劳动运动旗手”甄荣典等劳动模范,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全力支援前线斗争,带动群众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高炉卫士”孟泰、“铁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蒋筑英、“宁肯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时传祥等一大批先进模范,响应党的号召,带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新时期铁人”王启民、“新时代雷锋”徐虎、“知识工人”邓建军、“马班邮路”王顺友、“白衣圣人”吴登云、“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带动群众锐意进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杰出功勋。进入新时代以来,“铁路小巨人”巨晓林、“桥吊状元”竺士杰、“金牌焊工”高凤林、“禁区勇士”胡洪炜、“当代愚公”黄大发、“深海钳工第一人”管延安、“大眼睛天使”陈贞、“贫困群众的亲闺女”刘双燕、“九天揽星人”孙泽洲等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爱岗敬业、锐意创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用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广大劳模铸就的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民具有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把党和国家确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做新时代的追梦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养成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学以养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和技术进展,勤学苦练、深入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劳模、关爱劳模,贯彻好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完善劳模政策,提升劳模地位,落实劳模待遇,推动更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竞相涌现。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面对这样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机会干事业、能干成事业的时代,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1年09月22日   第 01 版)

 

回答时代课题 指引前进方向

——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 要讲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了习近平主席讲话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王毅说,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震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调整期。我们应该怎样团结战胜疫情?世界经济如何尽快复苏?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之间能否和睦相处?联合国应该如何发挥核心作用?这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关乎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各国都应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王毅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硕果累累,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去年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后,习近平主席再度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为国际团结抗疫注入信心,为全球共同发展指引方向,为因应世界变局擘画蓝图,充分彰显了大国领袖的深邃卓见和天下情怀。

  一是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中国贡献。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打赢疫情阻击战是各国人民迫切愿望。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但“疫苗民族主义”仍然盛行。个别国家大搞“甩锅推责”和政治操弄,严重破坏国际团结抗疫大局。习近平主席强调,这次疫情虽然来势凶猛,我们终将战而胜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国际联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掷地有声,为全球抗疫注入信心,为科学抗疫分享中国经验,为团结抗疫指明方向,表明了中国同各国共克时艰、携手战胜疫情的坚定意志,弘扬了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好评和高度赞赏。

  二是为推进全球发展发出中国倡议。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减贫成果,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危机不断加剧,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核心要义是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多边发展合作协同增效,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蕴含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呼应了各国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把发展议程放在国际合作的更重要位置,为各国聚焦发展、团结发展、共同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注入了思想动力。这一倡议是中国助力重振联合国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宣示,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合力,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欢迎世界各国共同加入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彼此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开创全球发展事业更加光明的前景。

  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继习近平主席去年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后,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主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为促进全球绿色复苏主动做出的又一积极贡献,展示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

  三是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中国主张。今年是冷战结束30周年。冷战没有赢家,世界深受其害。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看到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强权政治逆流横行,一些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阻挠别国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振聋发聩,指出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和睦相处的人间正道,重申了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重要意义,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注入了更多稳定性。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四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现行国际体系的核心机构是联合国,现代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联合国宪章宗旨得到弘扬,多边主义得到践行,人类福祉就能得到维护和发展;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削弱,多边主义遭受冲击,世界就会乱象丛生,广大中小国家将首当其冲。当前,个别国家打着重回多边主义的旗号,动辄声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

  习近平主席的论述旗帜鲜明,讲出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表明了中国对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的庄严承诺,是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大国担当,是对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的坚定支持。中国将继续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大力弘扬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王毅说,百年奋进初心如磐,雄关漫道使命在肩。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联合国的各项事业,为发展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做出不懈努力,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 人民日报 》( 2021年09月23日   第 01 版)